与此同时，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庆典节日及音乐、诗歌等也陆续产生。这些不仅促进了希腊共同文化的发展，而且使希腊人认识到自己既是本城邦的成员，又是希腊民族的一分子。特别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全希腊召开四年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它是全希腊规模最大的聚会，对统一希腊民族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成为希腊各城邦共同采用的纪元标准之一。希腊哲学家及教育家的生平年代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变迁和发展，统一的“希腊人”终于出现了，他们就是创造古代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主体。
（二）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出现了城邦，逐步建立了城邦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制度。由于希腊境内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条件，古代希腊并没有像东方那样较早出现统一的王国或帝国，而是实行统治区域狭小、各自独立的城邦制度。所谓城邦，就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小国寡民”是城邦制度的显著特征。城邦制度并不是古希腊所独有的，近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世界各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时，都存在过类似希腊的城邦小国。但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存在时间长，和其他地方相比，它发展得最典型、最充分。
由于希腊全境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城邦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希腊大陆的科林斯、麦加拉和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时的斯巴达和雅典还未崛起。希腊的城邦制度为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西亚和埃及，宗教和僧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在西亚，工商业者往往依附于神庙经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也直接受宗教或祭司集团的控制。在埃及，祭司们拥有大量耕地，拥有自己的城市、军队、船只和行政机构。他们不仅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而且控制了意识形态，不允许与教义相矛盾的思想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思想难以冲破宗教的束缚而自由地发展。
古希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希腊，神庙固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数量很少，且从属于所在的城邦。祭司只从事宗教活动，不参与政事，不能控制思想，他们始终超脱于党派和城邦之间的斗争。即使是全希腊的宗教中心——供奉阿波罗的德尔斐神庙，祭司们也只是负责收集各方信息，以便为各方求神谕的人们做出准确的预言，以显示阿波罗的神灵。
在当时的希腊，工匠的地位也与西亚和埃及不同，他们不受祭司和神庙的控制，是独立的生产者，可以在各城邦自由往来，这就为他们成为工商奴隶主创造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这样，在工商贸易发达的地方，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岸以米利都为代表的伊奥尼亚城邦，出现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不受宗教势力控制，反对旧的习惯势力，反对土地贵族的统治，要求扩大公民权。这些工商业者既拥有独立的地位，又没有保守性，而且具有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他们就可能摆脱宗教神话的控制，用积累起来的知识去认识世界。这是古希腊思想文化兴盛的重要社会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