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普赖尔说，王朝的覆灭正是那些由于其疏忽导致了缺少战斗大炮的人的过错。如果不是其他人的疏忽，黑人史密斯的疏忽就无关紧要。那么是谁的责任呢？行动功利主义者始终如一地认为，责任的概念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荒谬观点。难道不能用“责备谁最有用”来代替责任吗？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战斗的情况下，责备许多人无疑是有用的，尽管我们不能过分地责备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这种情况与以下这种情况不同，例如，如果一场战役的失败是由一位酩酊大醉的将军造成的，那么责备一个特殊的人是有用的。
普赖尔问，“如果一个人真的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承担每件事情的后果，难道他不会成为疯子吗？”他无疑会成为疯子。黑人史密斯不必为他的疏忽感到耻辱。他必须记住，他的疏忽通常是微不足道的过错，许多其他人也犯有同样的过错，因为这样的战斗正好碰巧是重要的战斗。不过，他拒绝责备自己或拒绝痛心疾首地责备自己的做法，肯定是与下述认识一致的，即认识到他的行动事实上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他采取相反的行动，许多有害的效果便可以避免。如果其他人，即其过错是没有拖来大炮的人采取相反的行动，黑人史密斯的行动实际上就不是完全错误的，尽管他或多或少要受到责备。一个完全错误的行动通常应受到责备，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错误的行动几乎可以不受到责备。从表面上看，这一说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当我们记住西季威克在行动的效用和称赞行动的效用之间作出的区分，这一自相矛盾便会消失。
如果始终如一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为他的行动的各种可能效果忧虑，便会成为疯子。这一观点也许与某种反对功利主义的奇怪的论据密切相关。贝尔（Baier）在其《道德观点》［27］一书中表述了这一见解。他认为，行动功利主义会推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每一分钟来干好工作，而绝不应当轻松地娱乐；由于我们通常不这么认为，所以必须拒斥行动功利主义。行动功利主义对此有两个有力的回答：第一，也许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是错误的，也许理性的考虑使我们认为应当得到尽可能少的娱乐；第二，行动功利主义的前提不会推出绝不应当娱乐的结论。也许今天的娱乐和干很少的工作能使我仍积蓄三倍的精力去做好明天的工作。所以，即使我们忽视了（我们不应当这么做）快乐和玩耍的内在价值，我们也能捍卫它们。
因此，如果读者为任何荒谬的驳斥功利主义的意见所打动，我请求他记住行动的正确和错误与行动者的好和坏之间的区别，以及西季威克关于行动的效用和称赞或责备它的效用之间的重要区别。那些荒谬的驳斥功利主义的观点，其最通常的原因之一便是忽视了这种区别。
也有必要记住，我们在此考虑的是一种规范体系的功利主义。它的结论也许与我们某些特殊的道德判断相冲突，但这一事实并不是反对功利主义的至关重要的论据。在科学中，一般的原则必须参照特殊的观察事实来检验；在伦理学中，最好采取相反的态度，参考更为一般的态度来检验特殊的道德态度。行动功利主义者坚决主张，既然他的原则建立在诸如普遍化仁爱这样简单和自然的态度之上，其基础就比特殊的感情更加可靠。特殊感情也许已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因为它是由那些表面上相似、实际上却完全不同的事实类推而形成的，并且，特殊感情的内容完全来自那些传统的和未经批判的伦理思想的残存物。
当然，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是一种描述的体系，即一种旨在描述普通的人、甚至我们，在无思考和批判的时刻，实际上是怎样思考伦理学的，这种体系就经不起人们的批判，我也不想捍卫它。与此相同，如果我提出的行动功利主义不是一种描述的理论，而是一种解释的理论，我也不想捍卫它。
约翰·普兰梅纳兹（Plamenatz）在其《英国的功利主义》一书中认为，功利主义“正在衰落，而且不会再发挥作用”［28］。他的理由显然是功利主义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各种社会制度，即不能说明各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能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在本文里，我不关注我们的道德习惯和制度事实上是什么的问题，同样也不关注为什么它们实际上是那样的问题。我所关注的是它们应当是什么的问题。一个伦理学说当其被解释为劝说时，其正确性就完全与它的真理性无关；但当其被解释为描述和解释时，其正确性就与它的真理性有关。实际上，正因为作为一种描述和解释的学说是错误的，一种可行的劝说的学说才显得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