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能用“好”和“坏”这两个词来称赞和不称赞行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称赞或不称赞行动就是称赞和不称赞行动的动机。这样，我们就能说，一个人采取了坏行动，但却是正确的行动；或者他采取了好行动，但却是一个错误的行动。例如，某人在1938年于贝尔希特公园附近跳入河中救出一个溺水者，这个溺水者是希特勒。他做了错事，因为如果不救希特勒，世界便不会出现这么多的苦难。但另一方面，他的动机，即拯救生命的愿望却是我们赞成的人人应有的动机。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拯救生命的愿望就会产生正确的行动。加强这种愿望是值得鼓励的。我们不仅应当称赞行动，由此表达同意它，而且甚至要奖励行动者，鼓励其他人学习他。实际上，称赞本身总的来说具有榜样的社会作用。我们喜欢为称赞本身的缘故而进行的称赞，并因而受到被别人称赞这种可能性的影响。称赞一个人自身就是重要的行为，具有有影响的效果。因此，一个行动功利主义者必须学会控制他的称赞和不称赞的行动。当他认为称赞某个行动可能具有坏效果时，并且甚至可能称赞的是他实际上不同意的行动时，他要隐藏对这个行动的称赞。例如，让我们考虑这样的事例，即一个行动功利主义者在战争中成功地俘获了敌方潜艇的指挥官。假定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行动功利主义者在为正义而战；敌方潜艇指挥官的能力和勇气具有与最佳的行动背道而驰的倾向，他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在我使用的这个词的意义上）。（我当然不是说他做的一切在技术的意义上是错误的：他很可能知道怎样用正确的方式熟练地驾船。）当潜艇成为易于攻击的目标，似乎对人类是件好事时，他却狡猾地使潜艇隐藏起来；当船员们胆怯无能，似乎对人类是件好事时，他却鼓舞他们，使他们士气高涨，并盼望潜艇的鱼雷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导致最大限度的伤害。尽管如此，如果这个敌方指挥官被俘获，甚至就在他被俘前，行动功利主义者称赞他、敬重他、给予他荣誉等等，却是正确的行动。因为这样做，行动功利主义者就能有力地影响自己周围的人，激发他们相同的职业勇气和能力，从而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利益。
我认为，当行动功利主义者与其他功利主义者对话时，也能运用我在上段就称赞有害行动的效用所发表的见解；甚至当他在通常的情况下，与由非功利主义观点支配的听众对话时，也能运用相同的见解。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假如行动功利主义者正在与某些生活于由一种巫术禁忌的伦理观统治的社会中的人对话时，他也许会考虑到，尽管有时禁忌会引起伤害，但总的说来，禁忌伦理观的倾向比某种道德无政府主义状态更为有利。因为如果削弱这些人对禁忌的尊重，他们便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中。因此，他一方面认为，指导这些人行为的禁忌体系不如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但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劝说他们接受功利主义伦理学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行动功利主义者将以上述方式来分配他的称赞和责备，目的是为了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禁忌体系。
在日常社会里，不会发现这种极端的境遇。许多人能够接受功利主义或近乎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但许多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许会考虑这样的问题，重视冒着削弱对道德尊重的风险去试图改造传统的道德，是否比重视流行的道德传统更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时是“肯定的”，有时又是“否定的”。诚如西季威克所说：
普遍幸福是最终的标准。这一学说不必理解为意指普遍仁爱……永远是最好的行动动机。因为……我们有意识追求的目的不必总是为了追求正确的标准；如果经验表明，人依据其他动机而不是纯粹的普遍仁爱不断作出的行动，能够更加令人满意地获得普遍幸福，那么根据功利主义的原则，这些其他动机显然是可取的动机。［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