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已尽力用某种概念清晰的方式来陈述功利主义，并且驳斥了许多通常被用来反对功利主义的理由。当我写本文的初稿时，我确实像一个比较天真的功利主义者。那个时候，我似乎认为，既然功利主义的原则表达了普遍化仁爱的态度，任何反对功利主义的人都必定是铁石心肠的人，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仁爱心的人，或者是一个概念混淆的牺牲品，一个未经批判的传统思维方式的信奉者，一个某种宗教伦理学体系的信徒。我认为，通过形而上学的批判，就能摧毁这些思维方式和体系。显然，功利主义的确与常识的道德良心会产生冲突的效果，但我仍然坚持“常识的道德良心是多么不尽如人意”的观点。也就是说，我倾向于拒斥那种依据普遍的伦理原则是否符合我们在特殊境况下的感情，来检验普遍的伦理原则的常识方法论。
首先，一个人也许有以下的认识：道德的目的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便是作出一个道德判断。如果有人认为不作出道德判断就能回答这一问题，这种看法就是容忍“自然主义谬误”，即从“是”“推出”，“应当”的谬误。）假如我们说——因为我们肯定会这么说——道德的目的是促进普遍幸福，那么，我们直接得出的结论便是，应当拒斥任何独断的道德原则，或同功利主义相冲突的特殊感情。不可否认，我们在特殊情况下的确具有反功利主义的道德感情，但是，我们应当尽量低估这些道德感情的作用，因为它们是由我们自幼以来所处的道德条件所决定的。（有关这些道德感情的思想的缺陷是，它赞成功利主义的普遍原则也是由道德条件决定的。即使以其为基础的仁爱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态度，但这种思想至多只有劝说的力量，而没有清晰的理性。因为依据自然属性去证明一个道德态度的正确性，将会犯自然主义的谬误。）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只是向我们颁布特殊的道德信条，而必须提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因为它是非常普遍的。因此，我倾向于拒斥一种其意在依据我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应来检验普遍的原则的伦理学方法论。与其相反，我们逐渐认识到，必须参照最普遍的原则来检验我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应。与科学相类比不是一种好方法。观察陈述比它们检验的真理具有更为牢固的基础，这种说法与真理相距不远。［35］但是，在更为特殊的道德感情和更为普遍化的道德感情之间，为什么要更看重特殊的道德感情呢？伦理学与科学之间没有任何可类比之处；如果我们接受一种非认识主义的元伦理学理论，上述观点就相当可靠。
因此，行动功利主义者将参照他的普遍感情来检验他的特殊感情，而不参照他的特殊感情来检验他的普遍感情。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如果我没有这一倾向，就不会受到激励去陈述和捍卫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的功利主义），我又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与其相反的观点，即我们有时应当依据如何理解基本原则的特殊运用来检验普遍原则。（我有点像G.E.摩尔回答C.L.斯蒂文森那样［36］，他既感到自己是正确的而斯蒂文森是错误的，同时又感到斯蒂文森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误的。我的犹豫也许更难解决。因为对我来说，所涉及的是一个感情问题，而不是一个认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