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哲学家们强调说，通过考虑一个道德法典是否满足于道德的功能，我们能够证明它是正当的或者被赞许的，正如一把刻刀锋利，因而能够很好地完成功能，我们就会善意地赞美它一样。例如，G.J.沃诺克在新近的著作中评论说，道德的“一般目的”——它的适当性或许能使我们理解道德评价的基础——是通过寻求对抗“缺乏创见的同情”以及蕴于其中的最大的破坏性结果来改善人们的困境……它的主要任务是扩展我们的同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减少人性中目光狭隘的破坏性倾向。［11］但是，我们将如何解释道德的“目的”或“功能”呢？我们可能像谈论刻刀的功能或目的一样来建构道德的目的和功能——出于什么目的设计和生产它们，例如利落地切面包的能力。我们通常知道人工制品的用处，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制造它们。如果我们按照这种相似性来探讨，当亚里士多德断言人的用处时，我们做的不会比他更差。然而，麻烦在于“刻刀”的不寻常设计告诉我们它的用处是什么，但是“道德”的设计并没有告诉我们它的用处。而且，道德很难成为制造出来的产品。在父母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德是父母“生产”出来的，但令人怀疑的是，父母是否意识到任何特殊的目的和用处。所以，作为赞成道德法典的策略，道德与人工制品的相似之处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像沃诺克引导我们那样，我们无疑能够把对道德目的或者功能的谈论建构成关于道德善的讨论，它的用处关系到某个人或每一个人的目的。我们能够提出关于道德的问题，在一定的欲望和反感情况下，道德对我们能有什么用处？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形式，一个人能这样提出问题：“这种特有的道德法典对我有什么用处？”或者说，“如果道德在利用道德知识，通过心理约束作出限制，以便它能最理想地满足我个人目的的范围内发生变化，道德将对我有什么用处呢？”我们也要考虑何种道德能普遍地、最好地服务于有感觉生物的目的。
然而，在上一章中我得出结论说，对于讨论“要做的最善的事情”或“善的事情”来说，理性选择、理性欲望的概念可以成为有益的替代或说明，所以用这些术语来重新论述我们的问题是个好办法。因此我主张，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有充分理性的人，为了一个自己期望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你最倾向于支持什么样的社会道德法典（如果有的话）？”准确地说，这一问题是更可取的，它并不等同于这一含义：“如果有的话，哪一种道德法典对你最有利？”因为后者强调的是这样的意思：“哪一种道德法典能最佳地服务于你的利益？”以及“对你自己最有利？”第一个问题之所以更可取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作为一个有充分理性的人，如果你有仁慈的欲望，你可能拒绝一个最能满足自己利益的道德法典——你可能想要一个最能服务于普遍利益，或者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道德法典。
如上所述，这个问题是关于社会道德法典问题；但是，一个人可以像这样考虑自己的道德法典；或者他能对这二者提出问题，并对这两个问题给出或许多少有些不同的回答。然而，社会道德法典问题引向更为重要的题目；它是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教导自己的子女时，在公开发言中，在为报纸写文章时，在开家长会时等都必须决定支持哪一种规范，因而我要集中讨论社会道德法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