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人在给定情景中所能做的事，只有部分地受制于他的能力。一个同等重要的条件是由机会构成的。一位孩子可能已经学会了如何开窗，但是，如果他周围的窗户都已经打开，在那种情况下，开窗就是不可能的。能力是一位当事人的一般特性；而机会则是一个具体情景的个别特性。
任何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创造或破坏行动的机会——被当事人自己和被其他的当事人。关上一扇门，我就创造了一个打开这扇门的机会；离开这个房间，我就可能破坏了另外一个人请求我帮助做一项重要工作的机会。
因此，与相对稳定的能力、要求和义务相比较，机会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更不用说它们在社会制度中的背景了。这里意向处于某种“中间地带”。如同情景变化为行动创造了新的机会一样，意向把在业已存在的要求和义务以及特定的能力结构连接起来。情景变化、意向性、能力以及动机和规范背景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我称之为事件逻辑。它构成了那座保持历史运转的“机器”的齿轮。
有时，使得新行动可能或绝对必要的变化了的情景，是自然力量单独起作用的结果。例如，一次地震或洪水**了人的生存环境，就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变化冲击之下形成的行动意向，常常是所有人在所有时间共享的要求（和规避）的发泄途径，它也可以称为一种“生存意志”。人们寻求避难或者迁居到新的住所——或者他们组织起来采取各种各样的对策，例如构筑堤坝以抵御洪水或者保护环境不受工业污染。这些措施也（在实践论证的第二个前提这种意义上）改变了社会的制度化水平。
一种迥然不同的事件逻辑为如下情形的变化所体现，它主要是由人们的角色行动——例如，政府、公司、军队等的行动——所造成的。某个国家征服了另一个试图保卫其边界的国家的一个省，“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能侵略我们”，现在就成了一个实践三段论中给出理由的前提。在这个由征服者所造成的新情形中，相邻的国家即其政府认为，有必要与第三方势力缔结联盟以捍卫自己的独立。现在这两个联合起来的国家构成了对第一个国家的威胁，对其统治者而言，进一步的行动就是绝对必要的了，等等。每一个由一方实施的新行动，都会“引发”另一方的一个“潜在”实践论证的结论——这个论证的“潜在性”在于下述事实：目标结构，包括角色占据者的义务和那些将其期望寄托在角色占据者身上的人的要求（“希望和恐惧”），都是固定不变的；并且，从过去的经验或断定它们的传统标准来看，情景要求似乎也是单义的。
当事情正朝着灾难或衰败方向而去时，这类连续创造充足理由、迫使行动成为必需的链条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帝国主义战争的起源，帝国的衰落，经济的衰败常常都遵循着这种模式，因而呈现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气氛。
另一种稍微有些不同的“逻辑”，是由伟大的创造性发明，特别是由技术领域里的伟大创造发明所展现出来的。这类发明开辟了行动的新的可能性，并因此而成为潜在的要求，而不是先已存在的、在制度上被决定的义务的发泄途径。由这些变化所“释放”的连锁反应，常常在一方面是角色占据者的义务和由规则设定的意向的外部对象，另一方面是由情景变化之流给予行动机会的指令之间，造成一种张力。制度形式的内在化变得越来越困难和越来越迟疑不决，规范压力增强了，和共同体的“内在矛盾”一起凝聚成改变制度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