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尝试着给出的关于动力机制和行动的必然性链条之运行的描述，将有助于我们回答下述问题：历史中是否存在“法则”。
公正地对待这一问题，应该说，如果在具体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类似法则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与其把它们视做“历史法则”，不如将其视为社会学的、也许是经济学的普遍法则的例示。
大量所谓经济学法则：塞伊法则或者说格林汉姆法则、供求法则或者边际效用递减法则，等等，很容易进入外行的头脑。在社会学中，人们关于够得上法则名义的东西很少有一致意见——但是，并不缺乏候选对象，例如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结构的几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现在我的意见是，这类法则适用于特定类型的活动以及那类具有非常一般的概念模式（我已在本文中加以概述）的历史情景。甚至最基本的经济学法则，也预设了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和为生产者、消费者估测货物价值的粗略标准的某些制度化形式。通常并不太难以弄清楚，在关于制度框架的何种假设之下，这些法则具有关于下述方式的概念必然性，要求和能力凭借此种方式制约着行为。在不同的框架内，不同的法则是有效的。这意味着不同的框架要求不同的法则，如果事件逻辑得到正确地描述的话。理论经济学分析的复杂性主要在于，发明适当的概念工具，以描述在给定的历史情景的制度化结构中的经济行为。因此，例如，在后资本主义社会被强烈“操控”的市场中，就不能期望“经典的”市场经济法则保持有效。因为这一理由，人们有时会说，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法则本身易于发生历史变迁——与自然法则不同，后者不分时间和场合都是有效的。
社会“法则”不是来自经验的概括，而是用于解释具体的历史情景的概念图式。它们的发现或者毋宁说发明，是一件概念分析的事情，它们的应用则是一件情景分析的事情。因此之故，人们可能会说，社会研究占据了哲学和历史之间的中间位置。它可以在两极之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方向游动，但是，它却不能脱离这两极中的任意一极，作为一个自足的生命来生存。
历史，当它是“科学的”而不仅仅是编年史或者故事集成的时候，它就是对于过去的一个片断（其中有着有名姓的演员和制度）中事件逻辑的探究。从决定论观点进行的历史研究，差不多也就是研究历史变迁和人类行动的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很大的但不是压倒一切的程度上，这些决定因素植根于社会组织结构之中，如角色的分配和行为模式的制度化。随着行动的社会决定因素的变化，行动也会是不同的。但是，决定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是行动的结果——除开自然界中独立于人的变化的那些情形。因此，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情景决定的，但是历史情景本身又是人们的行动的结果。在人类既是自己命运的奴隶又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一事实中，并不存在逻辑上的恶性循环。
自然变迁的决定因素是因果规律——人不可能改变它们。但是，他能够动用关于规律的知识而驾驭自然的变迁，其办法是创造和抑制机会起作用的原因。然而，人的预见是有限的，他对自然的控制会引起何种将成为新原因的进一步后果，也许是人类不可能预见到的。古文明大地上那些被侵蚀的景象提醒我们想到这一点——而且，现代工业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也时刻在提醒我们。人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是人作为一个物种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为了不被自然放逐，要求练习自我限制及其技能，这是人类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而且，如果在那个受规律控制的王国，即他的社会——在其中，人的主人地位绝不会受到挑战，他永远是统治者——中不发生深刻的变革，人类就不大可能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
选译自曼宁宁和图米拉编:《解释与理解论集》,D.里德尔出版公司。周祯祥、孙伟平译,陈波校。
[1] 本文译自ManninenandTuomela（eds.），EssaysonExplanantionandUnderstanding ，415～，Dordrecht-holland.承蒙作者惠允，编入此选集。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