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试着非常简略地概述一下精神分析学的学说。［6］人类有意识的生命，包括有意识的决定和意志，仅仅是无意识的代言人——不是直接的无意识驱策力（unconsciousdrives）之命令的代言人，而是无意识驱策力和无意识谴责（unconsciousreproaches）之间的妥协之命令的代言人。在被称为有意识的人格之自痴性表象的背后，“三巨头（BigThree）”在作祟：本我（id），一个“永远的我欲”（eternalgimme），表达其愿望并要求立即得到满足；超我（super-ego），立即表现出否定这个愿望；和无意识的自我（unconsciousego），前两者之间的调停人，力图通过妥协保持前两者之间的和平。［7］
关于这三个“主人”所起之作用的例子是无穷无尽的；精神分析学的病例书提供了成千上万这样的例子。在当前的背景中，我们要了解的重点是：正是无意识决定了意识的推动之势和意识行为的将成之实。例如，哈姆雷特有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超我的谴责猛烈地抵消了这一情结；在一个不寻常的成人的境遇中，这些早年的情结被生动地唤醒，在这一境遇中，哈姆雷特的叔父从其父亲那里夺取了令人垂涎的王位并娶了他的母亲。这一境遇唤起了对哈姆雷特之超我的强烈的非难，这就是他那众所周知的延误了刺杀其叔父的主要原因。有上十次的机会，哈姆雷特能轻易地杀死克劳蒂斯（Claudius，哈姆雷特的叔父）；但是每一次他都“决定”不这样做：道德学家会说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但是不，听听超我是怎样说的：“你如此憎恨你叔父的原因，你计划要刺杀他的原因，恰好是你自己想犯的罪行：杀死你的父亲，并取代他与你母亲相爱。你的命运和你叔父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麻痹了哈姆雷特，使他不能采取行动。在意识层面里，他只知道他不能行动；他使这种意识层面的无能合理化，每次都为它找不同的借口。［8］
我们一直以来就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做的，自然要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否则就有受到惩罚的危险，等等。我们也变成了“官样式的”有意识的，即使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必定早已长时间地知道了这一点，即：就我们所感受到的情感来说，我们是不自由的——我们喜爱谁或憎恨谁，我们倾慕什么类型的东西，等等（都是不受我们控制的）。直到最近我们才被提醒：我们基本的爱憎，我们情不自禁的行为，或行动的无能，都有无意识的动机。但是，不受人欢迎的事实是，我们的意志行为和导致意志行为的整个一连串深思熟虑都不过是无意识愿望的正面表达，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无意识之妥协和防卫的正面表达。
人面对这样的选择：他是否应该杀死另一个人？道德学家会说，这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是一个有意识地执行的行动。然而，即使主体自己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在他内心起作用的力量，他的选择对他来说也是已经被决定了的：他的有意识的意志，仅仅是一个被掌握在深层的、决定他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手中的工具和奴隶。如果他有大量的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谓“自由漂浮的罪感（free-floatingguilt）”，他就不会杀人；但是如果这种犯罪要求被立即吸收到自我毁灭行为的形式中去，那么积累起来的罪恶就不得不通过某种犯罪行为宣泄出来。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内心的钟表装置是什么，他就好像钟面上的针，以为自己是自由地在这个钟面上摆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