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里克的分析确实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并且对于那些不幸陷入他所说的那种混淆中的人们来说，确实是有帮助的——这些人可能大部分是些处于其哲学发展的困难期的人。但是，这就是问题的终结吗？尽管所有的行为是有原因的，但只要它们在他所叙述的意义上不是强迫的，它们就是自由的吗？虽然“自由”等同于“非强迫”是可接受的，但被迫行为的领域要比他或其他哲学家们所怀疑的那样大得多就是不可能的吗？（尽管对于摩尔来说，只要一个行为在本文前面所叙述的那种意义上是自愿的，它就是自由的，但他在这一方面要比石里克审慎得多。他认为可能在另一种意义上，人类和人类的行为是根本不自由的。［4］）我们记起了一些这样的论述：人们不过是他们早年环境所把持的兵卒；是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形势的牺牲品；是根源于他们父母的因果性影响的结果，等等。于是，我们思索并发问：“我们真的还是自由的吗？”历代的圣贤都说过，人类是被束缚的，这其中难道没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吗？在石里克解开这个Cordian结的过程中，难道不可能有某些东西太过轻易、太过技巧了吗？举个例子，一家首都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男孩凶手早在他出生前就命该如此”［5］的文章，描述了一个12岁的男孩怎样因谋杀了一个女孩而被判入狱，以及他的父母亲的背景，包括酗酒的记录、离异、社会失调和局部麻痹症。我们还能说他的行为——尽管是自愿的，也确实不是在枪的胁迫下所做的——是自由的吗？这个男孩很早就表现出行为残忍的倾向，以此来掩盖他潜在的受虐心理，以及以此来“证明他是一个男人”；他母亲的溺爱只会使这种倾向恶化，直到他杀了那个他所爱慕却冷落了他的女孩——不是只是在盛怒之下，而是有谋算地、深思熟虑地谋杀她。他的犯罪行为，或就那点而论，他生命中的大部分行为是自由的吗？的确，问这个问题是为了得到否定的回答。也许，我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只是为了更清楚地显示石里克分析的肤浅。尽管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犯罪倾向，但那些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当前行为的影响铸造了每个人；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这些影响的产物，这些影响来源于且先于其“辨识年龄期（yearsofdiscretion）”，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即使他现在想改变这些性格特征也无法做到。于是很显然，一个人是什么依赖于一个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就不会奇怪何以哲学家们和圣贤们都认为人类确实无法掌握他们的命运。人的意志不是高高在上的和超脱于那些铸造了他的事件之洪流的；而是被摄入了这一洪流中，并随着这一洪流继续开展。道德学家说，当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某个行为时，这个行为是自由的；但是，如果其性格最有决定性的方面在他能做任何事去铸造它们之前已经无可挽回的养成了，那又如何呢？即使他所能获得的意志力量的程度足够塑造他的习惯和训练他克服早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但如果这成为一种他所不能控制的因素，那又如何呢？我们该对这种“自由”说些什么呢？这与一发明出来就是为了给罐头贴标签的机器的自由不是十分相似吗？一些机器能比另一些机器运行得更有效率，仅仅是因为它们被设计得较好。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是在一般地确立这一论点，而仅仅是在相比较而言人们较少注意到的某个特殊方面，即被精神病学家们称为因我的幻觉性动机所导致的我的注意力的潜在反限制性的领域。在下面，我将尽量清楚地描述我想表达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