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层面上，有许多伟大的宗教导师，但他们（也许是明智地）却没有抓住自己时代的经济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虽有像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伟人，他们的工作又经受不住急风暴雨的考验。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我们同时代的人，如罗斯福、凯恩斯、肖和悉尼·韦伯。
他们也许比较接近于我们的理想，但罗斯福也和伯里克利一样，工程师的气质显得多了一些，而苏格拉底却又少了一些。要兼有我所述及的各种品质，并在其间达到某种平衡，其可谓是一种奇迹，具备这种才能的人只是凤毛麟角。从综合素质来看，凯恩斯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人们记住的人，他既有远大理想，又谙熟社会现实，而且，他在对技术细节的详知方面可与莱昂纳多相媲美。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后来达到了这样的思想境界，他看到了人类是一种不断产生需要、性情和能力的物类，把人虚构为“经济人”是有局限的。虽然身为一名经济学家，但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人类的未来——经济问题退回到它原本该属于的位置，人类的心灵和大脑将为我们的真正的问题——生活问题和人类关系问题、创造问题、行为问题和宗教问题——所占据。［18］
凯恩斯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到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
注释
［1］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第2版，21页。
［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借用“义务”一词，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根据“在别人需要你时去帮助他”这样完全普遍的义务来进行推理的，而是根据对行为后果的考虑作出结论的。就我们目前的目的来看，在这两种推理方法下所使用的“义务”一词的差异纯属语词上的差异。
［3］参见前述第8节之5。
［4］参见前述第11节之2。
［5］参见休谟：《道德原理探究》（塞尔比·必格编），582页。
［6］当然，这允许保留我们在第十一章第6节中所说过的那种情况，也关涉不同社会中相似境况之间的可比较性。
［7］大众版，386～387页。
［8］引用其同名作品，75～76页。
［9］布拉德雷将此短语作为其《伦理学研究》中第15章的标题。
［10］关于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区别，参见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11］莫里兹·石里克：《伦理学要素》（S.E.T.英译本），1、21页。
［12］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第2版，112页。
［13］参见袖珍牛津字典中的“道德家”词条。
［14］哥尔德沃斯·L.狄更生：《善的意义》，86～87页。
［15］对于这一点，请参见A.C.彼格的《福利经济学》，第2版，第1部分，第5章。
［16］请回顾伯里克利关于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的著名演说，在其中他提出了雅典民主制的原则。
［17］参见伯特兰·罗素：《通向自由之路》，10页。
［18］J.M.凯恩斯：《论说服》，前言7页。
选译自［英］S.E.图尔闵:《理性在伦理学中的地位审察》,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4。韩跃红译,万俊人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