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解决经济问题也只是为了使改革取得更积极的成效而做的准备工作。对道德家来说，只是熟悉在社会运行中那些可以用经济学方法进行测算的那些必然因素是不够的，道德家不能只是熟知像食品、住宅、工作、娱乐这样一些无可避免的需求，他还必须懂得更加重要的、不同于圣诞蛋糕的商品，这些商品不仅可以供我们“吃”，还可以使我们“拥有它”［15］。当然，为此他必须了解人们的真实感受和需要，甚至必须了解人们能够如何感受和享用；他还必须学会用一种人们易于接受的方法，去向人们展现可能给人们以更深刻的满足的东西。
但这种说法有一种危险，即：它暗示着存在着一个优越的、理应受到特殊尊敬的个人阶层，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进行道德批评的特殊权力。然而我在谈论“道德家”时，并没有预设这样一个特权阶层。“道德家”的头衔应该被理解为某种通过努力才能赢得的东西，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等级或职业的名称，它在性质上更类似于“公民”这个概念，而不同于“外科医生”这个概念。当然，说道德家类似于“公民”，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做道德家的工作，而只是表明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特殊远见的天才，它需要的不是伟大人物的理想，而恰恰是普通人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过时的道德法典的不从，正是这种不从才导致了社会所需要的变革。这一事实与我关于“道德家”的概念并不矛盾，相反，它只是说，在从某种限制性意义上，我们都是道德家。因为人们拒绝服从的行为常常是基于他们对现行规则的反对之上的，任何人都无法看清能够引入的新规则是否更好。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这样一些历史阶段存在，在这些阶段个人的抵制显得势单力薄，而公众的意见又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特权的优势蒙蔽了那些本来可以帮助其他人减轻痛苦的人们的眼睛。在这些历史阶段中，我们常常发现有某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脱颖而出，成功地履行了道德家的历史使命。但是，杰出人物要获得这样的成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必须活在人们的心中，不是作为一个独行者、一个预言家、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狂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或者一个黑格尔式的学究那样活着，而是活在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这样，他的同志们才能够通过与他交往，求教于他，同时又对他推出的治国方略进行不断的批评和检验，并根据他们的愿望和理解力来修改和完善他所提出的各种改革建议。他和他的同志都始终牢记伯里克利所坚持的原则：“我们都能够判断社会的政策。”［16］伯里克利或许是为数不多的政策原创者之一。
要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那么多的个人品质和资格似乎不太可能。因为真正关注现行制度中不公正现象的人本来就为数不多，而在这些人当中，又常常是些义愤多于理性的人。
只有极少数卓越的人才会对人类产生普遍的爱，这种爱使得他们不能忍受许多常见的社会丑恶现象和人类苦难，不论这些邪恶和苦难是否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首先从思想上进而在行动上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通过这种追求，生活可能变得比现在更加富裕、更加充满快乐，更少一些可以预防的罪恶。［17］
兼有义愤和理性的人更少。这样的人不仅思想观念清晰，而且具有远见卓识，他能洞识并提出社会改革的正当时刻，因此他们对于观念和制度的创新，既不会感到震惊，也不会感到羞惭。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即使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也只是取得部分成功，甚至于最杰出的伟人也难免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某种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