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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样建立一种能更好地促进年青一代成长的教育系统，在古德曼看来，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的一种功能”，是实现“社会需要的一种工具”，同时，“它本身又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受到社会需要的推动而发展和变化”。[16]其次，应该充分地看到，人的成长是各种因素对人的影响过程，其中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适当的辅助”，“自动的学与教决定着教育的效果，影响其参与者的好与坏”。[17]因此，“教育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因为除非依靠内在的动力，不可能有自由的成长”。[18]最后，应该坚持因材施教。由于每位学生的天性、文化背景、习惯、所懂的语言等存在差异，因而“教育机会应该是多方面的和多样性的，必须减少而不是扩大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19]应该让年青一代为自己的自由发展做出最佳的选择。

古德曼在《强制的错误教育》一书中具体地提出了6点关于替代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建议。

①少数班级“干脆不要学校”。这类儿童应选自过得去但不一定有文化的家庭。他们应当是邻居，并有足够数量，以便组成一个相互交往的集体。这并不妨碍孩子们的学习，只要有4～7个月的良好教育，正常儿童就能学完学校前7年的学业。

②少数班级也无需校舍，只要提供教师和利用城市本身的街道、咖啡店、商店、电影院、博物馆、公园和工厂等作为学校。儿童可以在这些地方学到比在校内学习那些抽象的学科更为真实的知识。这样的班级每个最好不超过10人，并配备一位教师。古德曼将此称之为“雅典教育模式”。

③在校舍内外，可请社会上没有教师执照的成年人，如药商、店主、技师等，作为适当的教育者，以帮助年轻人进入成年人世界。

④允许学生自愿出席，不加强制。如果是好教师，就不会有人缺课。义务教育法对强制家长送儿童上学是有益的，但它不应使孩子们最终落入圈套。

⑤把城市学校分散为20～50个人的小单位，并安排在商店门前或俱乐部。这些小型学校里备有电唱机和弹球游戏机，可以把游戏、社交、讨论和正规教学结合起来。有特别的活动时，可以把这些小单位汇聚到公共讲堂或体育馆，以产生一种大团体感。

⑥使用学校的一小部分经费每年送儿童到经济上不富裕的农场去生活2个月，也许可以将来自不同家庭的6名儿童交给一位农场主。这样，可让一些城市里的孩子参加农业劳动，懂得另外的生活方式。[20]

古德曼在后期所写的《自由与学习》和《小型学校》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自由学校教育的思想和建议。古德曼说他所主张的自由学校教育，一是指应该废除学校中各种形式的等级，不应该存在种族隔离和因家庭收入而形成的不平等；二是给儿童的学校教育机会应有多样性，让儿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三是学校应该完全由学校自己的教师、儿童和家长进行管理，应让年轻人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21]四是应使偶然的教育成为学习和教学的主要手段，以推迟社会化和保护儿童自由成长的方式来设计小学教育学。[22]

古德曼的自由学校教育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小型学校”的设想中。古德曼认为，不是要完全废除学校，仅仅为了保护出身于不良家庭的儿童，就应该有某些类型的学校，因此他建议创办所谓“小型学校”。

“小型学校”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小，一般容纳约28名12岁以下的儿童和配置4位已成熟的人（有执照的教师、炊事妇女、学院的高年级生和退学的青年学生各一人）。这种学校必须设在靠近儿童家庭的地方，可以利用当地的房舍或现存学校。这样既可增强它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的意义，也便于儿童从学校逃回家庭，或从家庭逃至学校。古德曼虽然希望12岁以下的儿童都生活于这种学校，但学校没有严格的出席规则和要求。[23]这种学校应该是快乐和有趣的；成年人不应给小型学校以预定的目的或目标；前5年没有设置标准的课程，直到12岁仍未安排正规的学科；学习内容不但不是由教师组织，而且教师对学习内容不应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规定应学什么。

古德曼认为，对于12岁以上的儿童来说，现行中学也是一种浪费。既然按照科南特（）的说法，只有15%的人有学术倾向，为什么要强迫85%的非学术倾向的人挤在中学？他建议那些准备考大学的人可以回到小规模的预备学校里。这种小的预备学校可以是6名学生，3位教师（分别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注意人性问题）；可和一所大学挂钩，或由将要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教师。一个有学术才能的青年可在此学习三四年，作为进入大学的准备。而对于大多数人，最好是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或去当学徒，这比学习课文更好，他们将会发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

关于大学教育，古德曼认为，现行的大学向青年人灌输的知识，大多是乏味和用不着的知识，因而很难培养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在古德曼看来，大学是学习专业的学校，规模可以很小。他建议以学者团体来取代大规模的大学和学院，因为大学的工作就是教与学，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事，现行的大学管理是多余的。

古德曼在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和教育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美国现代制度化学校教育所提出的一些批评和改革建议中，强调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和自由选择，反对任何强制性的教育，主张学校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和小型化等，具有人本主义和理想化的特征，也有一定的开创性和预见性。

但他对美国现代学校教育的批评，大多是印象主义的，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他虽然也常提到经济与学校的关系，但未揭示贯穿这种关系中的机制。[24]他笼统地把“义务教育”“学校教育”和“强制教育”等同起来，从而表现出一些含糊甚至矛盾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过分强调儿童自身的需要、兴趣、个人选择、主动性和生活经验的意义，很少谈到课程问题，特别是其忽视科学。他提出了一些急进的改革意见，但他并未深刻了解只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才能真正改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