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的成长，像任何不断发展中的机能一样，要求环境中有适当的客体去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能力发展，直到他们能更好地选择或创造自己的环境。不论“成长”是正常的或被扭曲的，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没有适合年轻人成长的客观机会或阻碍他们接触有益于成长的环境，年轻人将自发地为他们自己寻找或建构异常的事物以代之，这正是人性的力量所在。然而，完全让年轻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建构很少是美好的，通常是愚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让年轻人只顺从统治的社会制度，则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冷漠、失望和玩世不恭的人。因此，必须为年青一代的成长提供合理的环境，特别是合适的教育和生活。但是，在古德曼看来，美国社会看似十分富裕，但在提供能促进年轻人更好成长的基本客观机会和有价值的目标方面，却极为缺乏。人们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平常的儿童要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是十分困难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资源的浪费”[7]。
人的成长虽然离不开社会和文化，但古德曼并不完全赞同某些社会学家将人的成长解释为就是个体“社会化”，而且还把个体“社会化”视为将一定社会的文化强加在社会成员身上，从而使个体“社会化”成了“教他文化（teachinghimtheculture）”的同义语。在古德曼看来，这种观点和主张很可能只强调年青一代适应社会制度，而漠视人自身发展中的各种需要；只重视强制地向年轻人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忽视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整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只注重训练年青一代担负和执行文化，使他们湮没在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之中，而压抑人们的创造性。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被不适当地“社会化”，也许是反人性或对人性没有价值的，显然不利于人的成长。[8]
在古德曼看来，教育固然对年青一代的成长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代学校是工业社会“高度组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学校教育存在许多局限和弊端，因而更应该重视社会环境对年青一代的重大影响，并将教育扎根于个人经验和群体生活之中。他在《荒谬的成长》中还具体论述了“工作”“阶级结构”“才能”“爱国主义”“婚姻与性”“信念”“竞争”“组织制度”“群团”“保守与变革”等因素对人的成长的影响，并对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给予年轻人的有害影响做出了分析和提出了批评。
古德曼认为，“工作（job）”是影响年青一代成长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当人没有足够的有价值的工作时，是很难成长的。而所谓“有价值”的工作，即既确有效用，又要求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并能使人保持人格和尊严的工作。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却很难找到一种真正能使人十分惬意而又有活力和价值的工作。因为在西方的工厂制度下，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丧失了主动性，不仅对自己的工作既无爱好也无热情，甚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还被劳动异化了。学校教育则不断按照这种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去训练年青一代，并指导他们去谋求一个所谓合适的“工作”。这对年轻人的成长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古德曼看来，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爱国主义是儿童时代和青春期的文化。没有这第一步的文化，就注定会一无所获地对待科学、艺术、人道和上帝这些人类文化。”[9]不过，古德曼认为，美国虽一直在提倡爱国精神，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却逐渐失去了其真实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不断出现不光彩的和欺骗性的政治事件，由于社区的变动及其功能的削弱等，使得年轻人不再轻信那些悦耳的爱国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