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古德曼（PaulGoodman，1911—197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教育评论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美国当代年青一代成长问题的探讨和现行公立学校制度的直率批评，以及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开启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而被视为“自由学校（freeschool）”教育运动的首倡者和“非学校化（deschooling）”思潮的先驱。
古德曼曾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他早期致力于文学创作，期望成为诗人、小说家，但未获成功。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学校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激烈争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转向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他走访和考察了许多学校，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著作，如《荒谬的成长》（1960年）、《学者团体》（1962年）、《我生活会属于我》（1963年）、《强制的错误教育》（1964年）、《新改革：过时的保守派的笔记》（1969年）和《自由与学习：选择的需要》（1971年）等，提出和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导致古德曼重视教育研究的主要现实因素，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给美国朝野带来的震惊和美国广大人士对学校教育的批评。正如和古德曼同时持有某些相似看法的埃·Z.弗里登伯格（）所说的，这为古德曼关心了解美国社会中儿童和年轻人的困境打开了一个缺口。[4]但从思想渊源上说，古德曼则深受19世纪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杰弗逊（）的民主主义以及后来杜威所提倡的进步教育和尼尔的自由教育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古德曼也试图通过所谓“自由学校”教育来实现他关于教育和社会的理想。
一、论人的成长要素
古德曼在他的所有教育著作中，都把“成长（growingup）”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并反复表述了他对年青一代如何能更好地成长的基本观点。
首先，古德曼明确肯定人性（humannature）是人之成长为人的基础。他考察了近代社会关于“人性”概念的历史发展。他既不赞同粗暴地将人性视为人的动物性，也反对把人性简单地指为人类才有的特性，如理性、创造性、博爱等。他倾向于认为人性是由上述两个部分构成的。他说，正如弗洛伊德（）所试图证明的，在人性中有着非常冲突的机能，它使得人有可能吸收文化，只有这样的社会动物才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教育的每一个步骤实质上都是困难的社会冲突的解决。[5]在古德曼看来，人性是“一种发展的潜能（potentiality），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空白的，但它使得人有可能接纳文化。我们必须让‘它’显露出来，向‘它’提供发展的机会，而不要妨碍‘它’”。[6]儿童的“成长”，也可以说是人性在适当环境中的显露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