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奇对美国社会价值机构化的揭露和抨击在某种意义上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应当说这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不过，伊里奇在揭示这种矛盾时只是停留在价值机构化这类现象本身的描述和批判上，未能揭示出这些社会表象背后的实质性因素。在如何改变现状，实现一个“价值非机构化”的理想社会上，伊里奇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身上，他的英雄人物救世论不可避免地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导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陷入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落入的有关改变人和改变环境问题的泥潭之中。
二、论“隐蔽课程”
伊里奇对学校的批判是从他所谓的“隐蔽课程”入手的，可以说，对“隐蔽课程”的批判是其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近代学校的一个根本标志是将学校作为一种国家的制度来设置和管理，故又称公立学校。伊里奇“非学校化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学校，他运用独特的社会批判的眼光，考察了学校的社会作用，结果发现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忽略的“隐蔽课程”，伊里奇称之为教育家们的“盲点”，并以此作为他批判学校的突破口。
在欧美的教育社会学中，隐蔽课程一般被认为是在公开课程背后的“学校和课堂的组织与指导的方式”对学生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伊里奇对学校的隐蔽课程重新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我运用隐蔽课程这个词表示一种与学校中发生的事情相对的学校教育的结构”，即由照管、社会角色选择、价值与信仰的灌输、教育（主要指知识和技能的教学）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构成的有机机构。“这种隐蔽的结构形成了一门教程，它永远不受教师或校务委员会的控制而独立存在。它永不休止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为每个人成长为社会的成人做准备：学校中不传授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校外学到的东西是无价值的。我把它叫作学校教育的隐蔽课程，因为它构成了制度的不变结构，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所有的课程改革才可以进行。”[28]伊里奇指出，学习原本是个人的一种自主的活动，它完全是自律、自助、自我实现的过程，学习本身没有交换价值，学习就是一种价值，但学校的隐蔽课程使自主的学习没有了价值，使学习只有作为学校机构的产物时才有价值。这使得人放弃了自主学习的愿望，把学习的责任从个体身上转到了学校，并完全依赖于学校的教学。结果，学校的教学获得了价值，人自身的学习丧失了价值。学校教育的标签——文凭变成了商品，成了一种比美金和卢布更容易流通的通货形式，并可转化为受保护的特权，一方面擢升了社会新贵，另一方面又将没有进过学校或只持有低级学历者打入社会的底层，并通过让家庭背景好的子女对公共教育经费实际上的更多占有这种隐蔽的“双倍的剥削”，造成了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分化。此外，隐蔽课程还有一种仪式，“是一种由学校设立的进入现代社会的入门仪式”，学校和社会就是通过这种仪式筛选着学生，筛选的过程表面看来是平等的，而实际上仪式本身就是在为某种特定的阶级意识和价值作辩护，“这种仪式的目的，是向仪式的参与者隐瞒平等主义社会的神话与仪式所辩护的阶级意识之间的现实矛盾”。[29]
在伊里奇看来，现代学校的隐蔽课程，不仅在制造着社会的不平等，而且还巧妙地将这种不平等隐藏起来。现代学校已成为社会再生产价值机构化的强大工具和加速器，阻碍了真正的学校和教育，造就了无能力、无个性的人，并带来了社会两极分化和新的不平等。为此，必须将现代学校连同它的隐蔽课程一起废除，并按新的有关人、学习和成长的思路，建立“非学校化”的社会。
三、论“非学校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