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批评家，伊里奇的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一种“人”，一种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直觉上的人。由此，他对包括学校在内的整个西方文明都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弗洛姆（）曾把伊里奇的批判的基本精神表述为“人道的激进主义”。人道的激进主义，按弗洛姆的解释，是一种以人为根源，对各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质疑”的态度和方法，其所根源的人是一种过程中的人，是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潜能的人，这种潜能既可以为自我的存在而转化成更丰富的热情、和谐、爱和意识，也可能转化为堕落、统治他人和毁灭生活的更强烈的欲望和动力。人道的激进主义是以各种“观念和机构是有助于、还是阻碍人更多地自由和快乐生活的能力”为其社会批判的出发点的。
借助于“人道的激进主义”这面透镜，伊里奇自认为找到了现代社会一切邪恶和痛苦的根源，那就是价值的机构化。所谓价值的机构化，指的是人与自己创造的机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异化关系。也就是说，人创造了机构，赋予机构以价值，结果，机构成了价值的化身而人却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譬如，人创造了医院，医院成了人们赖以保障健康的地方，为此，人将自己的健康交给医院，而自己便不再相信自己的保健；人创造了学校，学校成了与教育直接同一的价值，人把自己的学习托付给了学校，从而丧失了自学的能力，诸如此类都是价值机构化的表现。
教育领域存在的价值机构化的现象，在伊里奇看来，是以下述信念为基础的：学习是教学的产物，“有价值的学习是上学的结果，学习的价值随着大量的外在输入而增值，且这种价值是可以通过分数或证书来衡量和记录的”。[25]这种神话把人的个性发展与学校的操纵性活动混为一谈，使人们盲目地认为学校不仅能产生价值，而且认为这种价值是被量化衡量的，上学越多，学习的价值就越大，从而乐于接受学校所给予或造成的一切等级差别。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再把自己放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而是把自己塞进别人为他们划定的圈圈里，拼命挤进学校教他们去追求的位置。同时，人们亦把自己的同类放在这样的圈圈里，直至每个人、每件物都找到适当的位置为止。人们对学校能创造价值的神话深信不疑，对学校顶礼膜拜，把学校当作“圣牛”一样的东西供奉起来。现代社会有关学校的神话在伊里奇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学习是最不需要他人操纵的人类活动，大多数的学习不是教学的结果，而是无阻碍地参与有意义的环境的结果”。[26]在伊里奇看来，学校的机构化价值是一种量化的价值，而人的个性发展是不能用这种学校教育的量化尺码来衡量的，有关学校的神话应被彻底推翻。在这方面，伊里奇在闻名遐迩的论文“学校：神圣的牛”中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在这篇写于1968年的论文中，伊里奇对美国“圣牛”般地位的公立学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整个人类历史，在伊里奇看来，就是价值机构化的历史，是人与他自己创造的机构的异化史，在当今世界，这种状况愈发严重，危害也日益加深，并在自然、社会、人的心理各个层面表现出来，“价值机构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的污染、社会的两极化和心理的无能，这是全球走向衰落和现代化悲剧的三个方面”。[27]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出路，在伊里奇看来，就是实现价值非机构化。为此伊里奇选择了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法，把希望寄托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先知人物”身上，由他们传达福音、启迪众生，承担起挽救人类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