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给20世纪许多教育思想家以极大的启发，一些教育工作者也纷纷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使精神分析的理论对20世纪的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教育思想的影响
精神分析学派以潜意识思想为基础的人格理论，为20世纪的教育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使20世纪的教育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一）对教育思想家的影响
传统的教育注重的是人类心灵的意识部分，过度强调智力因素的作用，教学只注重训练学生的感官和理性，常常是意识单兵作战，甚至不自觉地把意识与潜意识相对立，未能使两者协调起来，这既不利于心灵中意识部分的发展，也使得全面和谐发展学生的目标难以实现。精神分析学派的以潜意识思想为基础的人格理论加深了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它有助于揭示思维对存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人的本质，动摇了理性主义对人的片面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许多教育家对教育本质、目的等的理解。20世纪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如欧美的布拉梅尔德、杜威、罗素、格塞尔、皮亚杰、艾萨克斯、蒙台梭利、怀特海等，苏联的克鲁普斯卡娅、维果茨基、鲁宾斯坦、列昂节夫等，都对精神分析的理论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以其作为自己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的一条新的思想线索与曼海姆（）和奥托·兰克（OttoRank）等论著家称之为‘自发’一词有关。要像注重智育那样注重情感和情操教育……”[8]“精神分析的成果从一个新的方面促进了这种思想，这是一件新鲜事物。20世纪的这一产物揭示了潜意识心理的极其重大的意义以及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并且说明教育必须要考虑存在于每个儿童人格中的内在力量。现在，教学变得远不是单纯传授知识，也不仅仅是评价智力的成长。教师不仅要了解所教授的专业，而且要广泛深刻地了解他所教授的儿童。”[9]布拉梅尔德将“非理性”作为其学习理论的基础，宣称：“如果我们要把教育的力量有效地导向民主世界文明这样伟大目的的实践，就必须认识到并利用这些强大的非理性力量。”[10]罗素认为，在教育中给儿童尽可能大的自由这一论断的根据是非常有力的，他指出：“因任何方式受到压抑的儿童都容易用仇恨来回答，如果像通常那样，他找不到报复的自由道路，它便在内心郁积恶化，并可能在余生之中带着各种奇怪的后果陷入潜意识状态之中。”[11]他对精神分析的性启蒙和性教育观点更是极为推崇，从20世纪20年代起相继发表了《婚姻与道德》《我们的性教育》等与弗洛伊德相似的甚至更激进的主张。他指出：迄今为止，“有关性的问题被迷信和禁忌团团包围”，指责“官方教育造成儿童的性无知”。他认为，人在成年期出现精神错乱乃是由于童年期受到错误的性教导之故，“至关重要的是，孩子这方面的知识本源应当首先是父母或教师，而不是那些因教育不良而变得下流的孩子”。[12]格塞尔根据精神分析的本能论认为，教育必须考虑把本能作为一切学习的推动力量，“儿童及人类中的所有发展都是以本能为基础……教育不能用规定学习课程的办法强行发挥其智育功能。支配思想成长的规律在其发生作用时与支配身体成长的规律一样，都是直接和不可抵制的。如果我们强制任何一个规律，人格就会被摧毁”。[13]
（二）对教育流派的影响
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许多重要的教育流派都产生了影响，其中主要是两个方面。
1.影响了进步主义的教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