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观点一方面将学校看成了鉴别和划分不同学生的能力的机构,另一方面又将“能力”看成与生俱来的东西,进而又将“升学竞争”“学历社会”“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等,归罪于人们(特别是家长和学生自己)对自我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自己教育权利的过高要求。例如,一些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考试地狱”这种反常现象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未能认真考虑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为大学入学考试投入了无意义的精力。“日本现实中存在着众多的愚蠢谬论,其中最为荒谬的是固执地要求‘权利’。”[17]这种将“考试地狱”的发生归罪于日本民众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仍旧存在。例如,当时的文部省官罔本熏就认为,日本公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是他们不能正视能力差异而人人投入考试竞争的心理原因。总之,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放弃提高自己能力的信心和努力上进的权利,承认有不可改变的能力差异。
四、教育民主化思潮的发展和深入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教育中的国家集权要求和经济至上主义虽然受到政府当局以及有经济实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而获得了教育思想的主流地位,并且得以体现于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实际之中,但是,它们并不代表当时日本教育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维护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和平民主精神、反对教育的国家专权的思想潮流在民间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教育”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兴起,就是教育民主化思想深入发展的重要表现。
“国民教育”本身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它也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就日本来说,自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开始,“国民教育”就有“国家严密统制的公共教育”的含义。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1890年《小学校令》使用“国民教育”一词以后,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得到确立和基本完善,“国民教育”的含义就只剩下“由国家掌握教育的兴办权和管理权,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培养良好国家公民的教育”这一点了。随着19世纪后期国家主义、尊皇主义的越演越烈,“国民教育”也演变成《教育敕语》指导下的“臣民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又进而变成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人民的各种教育权利被剥夺殆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国主义教育被彻底否定,基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民主教育制度建立起来,日本教育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国民教育”一词也几乎停止了使用。但是,此次改革是以外来力量的急促运作为主,国家主义性质的“国民教育”思想未能受到认真的分析批判;加之20世纪50年代初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利用教育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服务,因此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又为当局所重视,并且在他们的教育政策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对战后初期确立的教育民主化原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为了维护《教育基本法》为标志的战后教育改革成果,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民间组织和人士大胆地站出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在“为了国民、依据于国民、作为国民的权利”的意义上开始使用“国民教育”一词。1955年8月,《思想》杂志编辑出版“国民教育”专刊,就是以这种新的意义开始使用“国民教育”一词的标志,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的“国民教育”思潮兴起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