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界首次提出教育必须从属于经济发展观点的文件，是1952年10月16日“日本经济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所发表的《关于重新检讨新教育制度的要求》。该报告认为战后单轨学制的“基本缺陷”是过度强调普通教育，不重视职业者的培养。为此必须充实职业高中，为企业培养劳动骨干；必须改进大学制度，以培养经营的领导人才等。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经联又相继提出了《关于改善当前教育制度的要求》（1954年12月23日）、《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提出的意见》（1956年11月8日）、《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1957年12月26 日）等。1956年9月，日本通产省“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提出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进一步促使教育更直接地服务于具体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措施。在地方，关西经济联合会《关于对工业教科书的意见》（1957年9月6日）等报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地经济和商业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数量仍然有增无减。
经济界对于教育的不断要求，强化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教育问题上的经济至上思想，并强烈影响了社会的众多方面，导致绝大多数的人们普遍地忽视了教育的其他功能和应有的其他任务。在教育思想界也有这样的倾向。例如，东京大学教育社会学家清水义弘就曾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忘记了服务于企业的观念，认为制定教育政策应考虑到政治的利益和实业的利益等。在政府方面，1960年制定的《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经济发展和雇佣关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将教育绑上了经济发展的战车；1962年，文部省发表的《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直接将教育作为经济内部的事项而讨论了“教育投资”的问题，实质上表明了教育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只居于从属地位的观念；1963年1月一份题为《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也直接提出必须改革教育训练的规模和结构，使之与未来的各种类型工人的培养和谐一致。这些思想奠定了后来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基调。
与教育中经济至上主义相伴随的是教育中的能力主义。能力主义者基于经济至上的观点，主张让“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的教育，以适应产业结构对各种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他们提出设置“多样化”的学校，以便按照学生的“不同能力”施行不同的教育，实现为各类企业输送不同规格人才的目标。例如，1963年的《经济审议会报告》曾提出：“我们必须引导国民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他们只有根据他们的能力和能力倾向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只有通过学校的测验，他们才能运用他们被确认的能力当一名工人。”[16]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从经济意义上的能力主义出发提出的教育改革观点，完全无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素质的多方面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