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主张实行地方教育委员会委员“任命制”并削减地方教育委员会数量。1948年的《教育委员会法》曾规定都道府县市镇村各级都设置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教育委员会，全面负责本地的教育工作。这就是所谓地方教委各级“同时设置论”和委员“公选论”。但是日本政府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彻底的美式教育地方分权。例如，1951年设于总理府内的“地方行政调查委员会”和“政令修正咨询委员会”同时建议地方教育委员由地方公共团体负责人提名、取得议会的同意而选择任命。一些地方团体如“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等，则从节减经费、实行综合行政等角度，反对同时设置，主张对委员实行任命制；虽然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等民间组织反对上述主张，极力要求地方教育委员会保持公选制度，但教育中央集权思想最终仍然占据了上风，导致了1956年“地教行法”的通过，地方教育委员会从此由“公选制”转变为“任命制”。“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行政开始向国家主义的、官僚统治主义的教育行政转变了。”[15]
与上述文部省权限扩张论、地方教委委员任命论相伴随的，是教育其他方面特别是教育内容、教科书等方面的国家统制主张，以及对教师工作情况鉴定、对教师进修提高等方面的统一管理的主张等。文部省和政府有关部门凭借国家权力，不顾部分民间学术团体和教师团体的担心和批评，将各种加强国家统治的主张贯彻到各项教育政策之中。
三、教育中的能力主义和经济至上观
（一）经济高速发展与教育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曾经使得日本的经济全面崩溃。战后初期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革，特别是实行三大经济改革，较快地形成了经济复苏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需物资主要在日本订货，也促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到1955年，日本已实现了经济的全面恢复。次年日本政府的《第十次经济白皮书》宣布了战后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的结束。1957年年底，日本岸信介内阁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0）》；1960年，池田内阁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德、英、法之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科学的应用是推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但是，无论科学技术的应用还是管理制度科学化，都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因而必须依靠教育的发展。这一点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但与此同时，它也孕育了教育完全从属于经济的思想。特别是这种思想为日本当局所信奉的时候，就使得日本教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附庸、政治工具地位脱离出来以后，又很快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附庸、国家工具地位，使得教育几乎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性格。
（二）教育中的经济至上观与能力主义
使教育完全服从于经济发展、将教育作为经济附庸和国家工具的思想主要来自政府当局和经济界人士。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使得他们将教育单纯看成了经济起飞的工具而忽视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光大人的多方面价值上的作用，从而走向了经济至上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