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加强“爱国心教育”为旗号的暗中复旧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开始显露了。1950年，当时的天野文部大臣就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提议各校在庆祝活动中挂“太阳旗”、唱“君之代”，此后又提出设置以培养“爱国心”和“防卫意识”为目的的“特设新修身课程”；他还提议起草《国民实践要领》这种类似《教育敕语》之类的文件，设想把天皇作为道德中心，建立国民精神教育的基础。1952年9月，首相吉田茂明确声称：“应当从物心两个方面巩固再军备的基础。所以在精神的教育方面，必须由传授日本历史为万国之冠、日本国土为世上最美等等地理和历史的教育，来养成作为军备根底的爱国心。”11月他又在第15次特别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说：“国民知道爱国心为何物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爱国心的军队，才真正是值得担心的军队。”[12]1953年，文部大臣冈野清豪则称颂“《教育敕语》包含了千古之真理”[13]，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日本地理、历史、柔道、剑术的教育，建立以培养“公共心”“爱国心”为目的的道德教育。可见，这种培养“爱国心”的思想是当时日本当权者的重要教育指导思想，它把沙文主义性质的“爱国心教育”具体定位在服务于重整军备的目标之上，其实质是要继续发扬尊皇思想，是国家主义在思想教育方面加强控制的反映。
与保守的“爱国心教育”思想相对应的，是“冷战”背景下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当权者，以维护“教育的政治中立”为借口，主张严格限制学校教职员的政治行为。这一主张，战后最早表现在1948年修订的《国家公务员法》和1949年确定的关于“政治行为”的人事院规则等文件中，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出现了从中小学教师中清除大批“信仰共产主义”者的“清共运动”；自1953年起，又以“教育中立”“教育正常化”、反对“偏向教育”等为借口，限制教师中进步的思想和社会行为；1954年6月还通过了修改的《确保义务教育学校保持政治上中立的临时措施法》和修改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进一步大幅度地限制教员的政治活动；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出现了以“教育正常化”为借口的强迫教师脱离教育工会组织的事件。
（二）扩大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要求
《教育基本法》主张教育的政治中立和宗教中立，其本来意义是排斥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对教育的干涉，防止重新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教育被邪恶势力统治的现象。但是一些教育方面的官员却将国家教育行政放在了“教育中立”的保证人、“教育偏向”或“教育正常化”与否的裁判员的地位，将国家作为教育权的主体者，要求削减地方教育管理范围，扩大中央教育行政对地方教育事业、教育内容、教育财政等教育各方面的控制力度和决定权。这种扩大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部省权限扩张论。文部大臣清濑一郎曾认为，“按现行的法令规定，文部大臣是临时的负责人……在这些问题上，国家到底怎样做才算是负起了责任，我认为这是日本教育上的一个盲点”[14]。当时的《文部时报》也认为，虽然战后的文部省设置法从法律的角度大大削减了文部省的权力，但是实际上人们还是要求文部省更多地在各个方面负起责任；同时又认为权力过于分散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认为用其他机构“牵制和平衡”文部省权力，往往造成责任不清、政出多门。因此，必须实行文部省对教育的一元化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