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教育荒废”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将日本推上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日本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随之日益富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当局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日本产业经济过度依赖进口石油的状况，并大力发展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较好地应付了1973年和1980年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日本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德、英、法不超过4%的增长速度，形成了经济高水平稳定发展的局面。
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相互促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教育的发展也十分惊人。在100%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高级中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1950年初中毕业生仅有42.5%升入高中，而到1970年时已达到82.1%，1980年高达94.2%，此后便基本实现了高中的普及；而高等教育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呈现所谓“教育爆发”的态势，仅四年制大学就由1960年的245所增加至1975年的420所，学生由62万人增加至173万人，20世纪80年代末适龄青年的38%以上得以进入大学深造。日本的高等教育从此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
但是，在教育体系迅速膨胀的同时，国家行政和经济界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科书及其内容、教师进修学校管理等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集中控制和影响也日益加强，引起了民间人士的不断批评；学校教育以及青少年中的不良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也越演越烈——学生逃学、恶作剧、自杀、校内暴力（欺侮弱者、侵犯教师）、家庭暴力以及“考试地狱”和社会中的“学历主义”等不良现象不断发生，并出现不良问题的低龄化趋势，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教师的威信逐渐下降。这些严重的“教育荒废”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广泛忧虑和关注，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反省和批判的思想浪潮，成为推动日本政府从此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日本教育当局方面来说，最能反映其教育改革思想的是它所制定的各项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教育政策的直接来源又主要是内阁以及文部省设立的各种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0世纪后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咨询报告和政府文件主要有：70年代“中央教育寓言会”（简称“中教审”）的《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报告（1971年）；80年代“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的4次咨询报告（1985年至1987年）、内阁会议决定的《关于当前教育改革的具体方略——教育改革推行大纲》（1987年）；90年代中教审的《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报告，以及文部省每年发表的《我国的文教政策》等。上述文件既是20世纪末以来日本教育改革政策的基础，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后期日本当局和经济界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
二、关于教育改革必要性的思想
上述报告中关于教育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反映了行政当局和经济界视教育为社会发展动力、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形势而不断改革的思想。例如，1971年中教审的报告指出：“我国近代性质的学校教育具有百年之历史，它具有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优点。但是，倘若固守于这一传统，学校教育将不仅不能成为时代发展的原动力，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阻碍。”[21]1987年4月，临教审第三次咨询报告也认为，日本社会正沿着国际化、信息化、成熟化、高龄化的方向发生变化，尤其是经济社会正在从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中心的模式向着以多品种、少量生产和服务为中心的模式迅速过渡，教育的目标、体制和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加以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