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克里希南认为，民主的事业也是发扬人类的自由精神的事业。只有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被他自己内心的占有欲所充塞时，每个人不被教育成只关心他自己时，人的心灵和精神才会得到纯洁的发展。如果扭曲年轻人的灵魂，他们就将成为社会的危险分子，妨碍民主、自由的真正实现。
教育不仅是提供知识和技能，还应该培养人们的内心爱好、理智态度和民主精神。拉达克里希南强调，民主精神将使人成为对国家有责任感的公民。真正的民主是有不同意见的公民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达成一致。他还强调，为了维持印度的自由、统一和民主，教育机构就应该以自由而不是服从，以统一而不是地方主义，以民主而不是专制教育人民。此外，还必须教育青年人学会遵纪守法、举止庄重、自我教育。
（三）宗教教育
作为一个宗教虔信者的拉达克里希南认为，一个人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人的内在体验，它不为外来因素所决定，它是自由的。它能够使人证悟人类精神的活力和万物生存的根本。对个体来说，宗教信仰是塑造人，使人具有完整、和谐的人生的手段。因为宗教信仰展示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要求，鼓励人们通过践履、反省和自我控制来约束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因此，应该重视宗教教育。
关于如何进行宗教教育，拉达克里希南根据印度的情况提出，首先，宗教教育应按照印度宪法的有关规定推行。例如，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对任何在国家认可的教育机构就学的人，如没有本人同意，不得被强迫参加任何一种宗教组织。其次，根据印度大学教育委员会（1948—1949）的决定，宗教不得作为一门学科定时地正式在课堂中讲授。因此，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宗教教育的主要途径不是宗教教义的说教和强行灌输，而是让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阅读一些宗教经典。学习这类经典，有助于拓宽人的知识面，敞开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崇高理想和志向，鼓舞人的高尚情操。在学习中，如能进行反省，则可使人们的思想从不平静的生活和各种刺激、痛苦和冲突中解脱出来，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当然，这里所说的“新的眼光”，也就是一系列的宗教的观点。
（四）科学教育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强调宗教信仰，并没有贬低科学在生活中的作用。科学与宗教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代表人生的两维：理性的与心灵的。
然而，当科学从作为探求知识、真理的手段转而成为追逐权力，成为被贪权者和自私的人用来行暴和牟利的手段时，便出现了同胞之间的战争，使人类面对的是绝望、沮丧和恐惧。拉达克里希南曾这样写道：“当我们在原子弹时代为命运而挣扎时，科学的成就使我们的心灵沮丧了，感到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陷于盲目的机器中。”[14]但这不是科学的错，不能归咎于科学的失败，实际上这是人类的失败。根本的问题是将科学用于和平、繁荣以及极大地增进人类的幸福，还是被用于带来破坏和毁灭。拉达克里希南虽然未能深刻揭示科学之所以被应用于危害人类自身的深刻社会原因，但他显然主张科学应造福于人类。
因此，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必须进行科学教育，使人们正确地对待科学。科学只有掌握在那些对人类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努力使生活更丰富多彩的人的手里，才是安全的。
还要通过教育发扬科学的精神。应该教育人们善于发展和运用理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拒绝一切陈腐的思想，无效的思想方式。
三、论大学教育
曾多年担任过大学领导工作的拉达克里希南高度评价大学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与印度独立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机构，它应是人的智慧、意志和情感的训练场所。一个大学人应该自由而不冷淡，谨慎而不消极，热心而不感情用事。
关于大学的功能，拉达克里希南强调指出，大学不单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文化之家。大学不但要以知识、信息和技能传授给男女青年，还要培养他们具有奉献和公正的精神。塑造人是现代大学的神圣任务。而所谓塑造人，不是把人培养成为能够“鹦鹉学舌”似的重复某些旧东西，而是要使他们形成高尚的情感、文明的理念以及对自然和社会有成熟的理解。如果大学不能实现这些目标，那就辜负了它应有的使命。
为了充分发挥大学的作用，拉达克里希南对大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大学能给予青年人什么样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不管怎样富丽堂皇的校舍和设备都代替不了教师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大学应有高质量的教师。
大学教师必须具有任何文明人应具备的基本品格，成为良好行为的榜样。大学教师还应是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中进步的新精神的“储藏所”，教师本身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精神，他就不可激发学生的新精神。因此，拉达克里希南呼吁：“要使我国那些大方的、殷勤的、大胆的、勇敢的青年人有益于新印度、新国家、新社会的建设，必须从教师们做起。”[15]
在教学方法上，拉达克里希南主张，应向学生提供适当的谈话、讨论、辩论以及与教师广泛交换意见和思想的机会。
虽然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观、宗教观和对人性的基本看法都是基于唯心主义的，他也没有提出全面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但他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对独立后的印度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他所做的“印度大学委员会报告”（1948—1949）成为印度独立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指导文件。他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观点，对推动印度的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宗教教育以及妇女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