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教育行政的任务。判决书认为，教育行政本来就应当以教育设施的设置、管理等作为自己的任务；认为国家对教育内容的介入基本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并不真正与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多数表决而被决定的东西相协调”。[33]
总之，杉本判决书致力于对宪法的教育条款和《教育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认为它们保障的是国民特别是儿童的学习权和教师的教育自由及学术自由，并认为教师的这种自由是由其专业性和科学性所决定的。杉本判决被认为是“否定国家教育权、在司法历史上最早承认国民教育权的历史性判决”，“是教育讼诉史上划时代的判决”。[34]在此后的“高津判决”（1974年）、“衅上判决”（1975年）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学力测验的判决”（1976年）中，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杉本判决”的思想。
杉本判决的产生是长时期以来民众舆论抵制国家教育集权、声张国民教育论所积累的思想成果的法律表现。当时在法庭内外，以一些专家学者为首的广大民间人士纷纷发表保卫教育民主自由的见解，从而提供了杉本判决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对军国主义教育的警惕与批判
在当局对教育的干涉和控制不断加强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观也借着“爱国”“国防”“国际化”等旗号逐渐抬头。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中一批极有影响的学者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并影响于教育的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有着及时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例如，早在1978年，日本教职员工会就在当年的定期大会上针对“日之丸”旗和歌曲“君之代”被鼓吹的问题，发表了《日本教职员工会对“日之丸”“君之代”的统一见解》的决议。决议指出：“从‘君之代’的歌词内容及其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来看，它的复活是对主权在民的宪法原理及《教育基本法》的民主教育理念的否定，因此坚决予以反对。”[35]至于“日之丸”虽然被作为日本国家的标识而被国内外所采用，但是它作为明治时代的产物，包含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理念。政府和自民党将“君之代”“日之丸”法制化，目的是为了复活和强化国家主义，因此必须予以反对。1977年6月，文部省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明确以“君之代”为国歌，20天后就有日本教职员工会等97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表反对意见，认为“君之代”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天皇制时代的东西，其歌词无论怎样解释也是充满了天皇主权的内容，所以以此为国歌，与日本宪法的国民主权原则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全体国民包括教职员和儿童、学生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压制与侵害。
又如，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内容的反动化，1981年日本教职员工会等8个民间组织认为，“当教科书被‘国防’和‘天皇’所充斥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别的国家作为战场了”。[36]因此，其强烈其反对教科书的“国有化”，反对国家权力对教育和教科书的介入。
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警惕和反对也反映在对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看法上。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团体指出，政府强调“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和教育“国际化”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借“面向世界”让教育更好地替日本资本主义企业的世界扩张以及为成为“国际国家”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要借“加强日本人的自觉”向学生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加强忠君和爱国心教育，并积极向世界张扬日本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最终是要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使日本也成为称霸世界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1] 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的《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转引自五十岚显等：《战后教育的历史》，青木书店1978年版，第43页。
[2] 细谷俊夫等：《世界各国教育制度》，林本译，台湾开明书店1970年版，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