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社会因素。
一、教育改革形势逼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经济的增长，社会民主的逐渐扩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反复出现的危机，产生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向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这些强劲的挑战，不但表明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领域，而且使发展和改革教育事业成了世界性的潮流。正如人们常说的，到处的教育都在运动之中。不仅传统的教育甚至教育本身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指责，使得教育越来越被迫进行改革。为教育革新而大胆探索已成为时代的焦点之一，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显得尤为突出。
有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也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并没有促进社会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实现，反而使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更加“合法化”。因此，必须对教育改革进行新的思考。
二、自由派教育理论失灵，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兴起
无论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或者功能主义社会学派的教育观点，都高度强**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带来社会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它们宣扬“教育是打开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学校是平等化者”“教育是变革社会的最好媒介”等。功能主义者还认为，社会中技术尖端程度的提高说明需要不断延长学校教育的年限，而教育的成就既有助于确保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技能和态度得到发展和保持，又能使职业安排、收入和权力的分配有可能得以公正地进行。[1]总之，无论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还是功能主义教育理论都认为教育与社会一体化是完全统一与和谐的，而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动力就在于这种统一与和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许多国家的教育事业也的确一度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使自由派的理论相得益彰。然而，好景不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各种社会动**迭起，教育部门也开始迅速下滑。不仅学校入学率锐减，辍学率上升，学生学业水平不佳，而且校内骚乱和暴力事件不断，各种教育改革收效甚微，社会不平等也有所加剧。这种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人士对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反思，对自由派教育理论的质疑。而许多持激进主义观点的教育学者则纷纷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企图通过教育实现公平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化，只不过是自由派教育家的理想。他们认为，与其说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是“平等化”的机器，不如说它扩大和加深了原有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只能是社会不平等的维持者，而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激进主义教育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的强烈指责和对自由派教育理论的批评，也引发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教育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三、“马克思热”的出现
“新马克思主义”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工人革命运动相继失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欧洲工人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条件不成熟，而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不成熟。他们把强调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将研究中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意识形态领域。这些人被视为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