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根植着3种不同的“兴趣”：一是“技术的兴趣”，这是指人对事物做出预测和控制的兴趣。二是“实践的兴趣”，这是指人为了得到保障和发展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识的兴趣。三是“解放的（emancipatory）兴趣”，这是指人和社会对摆脱束缚、追求解放的兴趣。这3种兴趣分别引导了具有探讨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解释性的人文科学和批判性的哲学与精神分析学，而且还分别与人的工作、人际关系和“自我反省”等活动相联系。他特别重视“解放”的兴趣及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兴趣旨在把人类从各种自我施加的压抑和扭曲了的交往环境中解放出来。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正是在这些兴趣的基础上，去形成和发展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如果没有人的兴趣，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和发展。
哈贝马斯强调说，人的认识和教育都与兴趣有密切联系，“兴趣先于认识，这正好像兴趣只能通过认识得以实现一样”[15]；而教育既基于人的兴趣和认识，又能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必须按照上述兴趣来指导选择学科、教材、教学方法和学生的活动。
在教材的选择上，哈贝马斯指出，自然科学的学习固然重要，但要真正使人们能够预测和控制自然，还必须学习其他学科。例如，学习历史，这有助于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习社会科学和文学，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教学方法，哈贝马斯主张，学校应通过课堂讨论来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的和批判性的思考。他认为，精神分析是首要的独立思考模式。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当事者和心理治疗专家谈话之后，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教师不可能都是心理治疗专家，而且他要应付全班的学生，很难与每个学生进行心理治疗式的对话。因此，哈贝马斯又认为，可以在班级中形成一种所谓的“理想说话情境”，让每个学生有同等的说话机会，教师平等地鼓励每个学生发表意见，并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哈贝马斯虽然强调讨论的方法，但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学都只能采用讨论的方法；其实，许多有价值的教材和知识还是必须由教师的讲解来传授给学生。所以，教师应该很好地将讲解教材与组织讨论协调起来。
哈贝马斯极为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某种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某种知识水平的扩展。因此社会进步知识的增长，是一种学习过程。人具有学习的能力，当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超过了社会系统所能适应的范围时，就要求按照增长的知识水平建立新的社会系统，新的社会系统就在进化的意义上达到新的发展水平，即形成新的社会形式。而其中道德—实践知识的水平对社会进化的方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16]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和增长是极其重要的。
应当指出，哈贝马斯关于3种兴趣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将兴趣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更不恰当。显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受预测和控制的兴趣所引导的，其中出于纯理论探索的动机驱动也是同样重要的。他关于兴趣、认识和教育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将解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等有关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折中主义观点。
哈贝马斯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应该是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也就是通过学习机制和教育促进知识、道德和能力水平逐渐增长和提高的过程，是文化发展和更新的过程。这样，哈贝马斯实质上就是认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源泉应该到人类文化和道德的领域中去寻找。显然这过分夸大了文化和道德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精神，曾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教育中的一些新情况，并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批判，这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未能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反，还以这些新情况为借口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教育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实质上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这只能是一些美好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