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斯密看来，正是由于各种职业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因此各种职业劳动的报偿之间也有区别，“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7]
亚当·斯密不仅首次明确地将人的知识和才能看作如同高价机器一样的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并将其列为固定资本之一，而且首次对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亚当·斯密还考察了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和各种年龄国民的教育经费问题。他认为：“如果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学校和学院组织得比现在更合理，那么大众由此受到的利益将更大。”[8]
（三）萨伊
萨伊（，1767—1832）是法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由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进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和经济的意义进一步显现，使萨伊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更明确地提出：“当任何职业（不管是高级职业或低级职业）所需要的技巧，只通过长时间和代价很高的训练才能得到的时候，这种训练每年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这些费用的总和构成累积资本。这样，它的报酬，不但包括劳动工资，而且包括在训练时所垫付的资本的利息。”[9]在萨伊看来，一个人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一种特殊才能，他就享有着一种积累的资本，一种财富。这种资本，这种财富，虽然是非物质的，却能以专门职业的服务形式取得收益。因此，萨伊说：“教育是资本，它应当产生和劳动的一般报酬没有关系的利息。”[10]而且，他还认为，由教育费用所构成的累积资本所应收回的利息，不仅是指某个人所花的教育费用的利息，严格地说它应该是社会在这方面全部教育费用的利息，不管费用有无效果。
（四）冯·杜能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冯·杜能（H.VonThünen，1783—1850）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中，也论述了教育的重要经济意义，并接受了前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
杜能认为，对人的劳务是否构成国民财富的一部分这个大有争论的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毋庸置疑的。他说：“由于受过较高教育的国民，用同样的物质设备装备起来，就能比未受过教育的国民创造更大的收入，并且由于这个较高的教育只有通过需要消费大量物品的教育过程才能获得，受过较多教育的国民也就拥有较多的资本，并表现为较多劳动产品的利润。”[11]因此，他主张把人看成资本，而且认为，那种不愿把人视为财富和实物资本，担心这样看待人和分析人会把人贬低的观点，乃是在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上导致概念不清和混乱解说的原因。他还指出，事实可以证明“人只有服从资本规律才能成功地保持其自由和价值”，“不认识如果不利用这种资本，国家将损失这种资本的数额而贫穷。这样，我们将再一次发现，由于人们不把人的教育费用看作生产资本，而造成不公正”。[12]基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意义，杜能还认为，随着智育训练得到广泛的发展，人才必将辈出，他们在机器工业和农业方面有能力创新，每有发明便能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多的产品，而且，“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提高，十分艰辛的体力劳动将逐渐消失”。[13]
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教育经济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17～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作为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之教育的经济意义已逐渐受到重视。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通过他的劳动价值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等，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教育在劳动再生产和科学知识生产力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要问题，做出了空前深刻的论述。马克思的教育经济观，为科学的教育经济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