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现代世界教育思潮的教育经济主义,虽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它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却源远流长。
一、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早期思想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对知识和教育的需要,对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教育对生产和经济的意义与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并受到社会的日益关注。一些思想先驱和理论家在20世纪以前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一)威廉·配第
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1623—1687)就曾试图从有益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视角来考察人的价值和教育问题。他认为,“技艺”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1],因此,教育和训练可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他将海员和农民的劳动所得进行对比,认为由于海员所受到的训练,一个海员的劳动所得的货币价值实际上等于3个农民。在他看来,英国的财富主要在土地和人口上面。他力图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测算出当时英国人口的经济价值。[2]这是配第试图突破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是唯一财富的观点,首次试图确立一个国家人力的经济价值。
从有技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财富和获得更多收益的立论出发,配第建议英国政府应重视教育。他主张由公共经费提供各种学校和大学的费用,使一切阶级的儿童都能进入学校学习。他还建议将中等学校建成机械中学,并注重下层社会儿童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他甚至认为:“如果英国还有贫困观象,或是有人因贫困而被处绞刑,或因饥饿而死,那是由于缺乏教育而造成的。”[3]
(二)亚当·斯密
到18世纪,亚当·斯密(,1723—1790)作为英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在其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直接地、明确地论述了教育对发展生产和经济的重大意义。在他的有关论述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教育经济学的思想萌芽。
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一国国民的全年劳动。而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分工。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4]在他看来,在一国国民总数为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分工,人们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劳动技巧和判断力越高,劳动效率就越高,生产的产品也就越多越好。如果一国国民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越多,从事无用劳动的人数越少,所能生产的产品也越多。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说,人的经验、知识、技能是发展生产和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因素。
在分析“资财”时,亚当·斯密认为“固定资本”主要包含四项,其中第四项是:“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他说:
“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5]
他还指出:
“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