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指出，“再生产”理论奉行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精神和能动作用。基于这种观点的“再生产教育理论”的严重缺陷，就是过分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对学校教育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教育系统中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能动作用和主动精神。例如，吉鲁克斯说，按照“再生产教育理论”，学校“经常被看成为工厂或监狱，教师和学生则被视为只像是按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和社会惯例行事的士卒和脚夫（pawnsandbearers）”。[34]因此，“再生产教育理论”也就看不到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和斗争，看不到学校具有的“抵制”因素和“抵制”功能。
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社会文化是由统治阶级文化和下层阶级与集团的文化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不是单一的。而且，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并不完全被动地赞同和服从统治阶级的文化，它们也具有能动的力量和自我制造与再生的品格。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既是整个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产物，其中一部分也是“自我生产”的结果。对统治阶级文化来说，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既是再生的，又是抵制的。
社会文化的这种现象必定反映到学校里来。正如吉鲁克斯所说：
“抵制理论最重要的假设之一是，劳工阶级学生不全然是顺从于教导他们准备从事异化劳动生活的权威主义的教师和学校，而成为资本的副产品。相反，学校不仅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矛盾和争夺的场所，而且也是各种团体的、有见识的学生进行抵制活动的场所。”[35]
吉鲁克斯还说：“学校经常发现它们自己与统治社会的需求不一致。”[36]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学者萨勒普也说过：“学校不仅再生产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也再生产抵制的方式。许多学生针对学校的公开目标发展一种特有的抵制。”[37]所以，在“抵制”理论教育学者看来，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乃是毫无根据的。
三、学校的“抵制”文化的特点
有些“抵制”理论教育学者还具体调查研究了学校的所谓“抵制”文化，或称“反学校文化（anti-schoolcultures）”。例如，英国教育学者威利斯（PaulWillis）认为，“反学校文化”是劳工阶级文化的一个层面，是某些基本的劳工阶级的态度与价值的一种表现。出身于劳工阶级家庭的学生，深受下层阶级的所谓“工厂—地板（shop-floor）”，即劳方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背景教他们准备进入工厂劳动，但同时也往往使他们以某种方式抵制或反对学校中的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如对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观念的拒斥。
“抵制”文化最基本、最明显的表现，是坚定、广泛且个人化地反对“权威”。许多学生认为教师的权威是专断的。他们对学校的“权力主义”经常提出挑战，对于知识和资格常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对传统的“规则”和由上面强压下来的令人不满的东西持抵制的态度。但他们对学校中的主流文化或“权威”的挑战或抵制，并不一定都是出于高度自觉的反社会行为。当他们离开学校而进入一定的社会职业结构，他们原先的那种“抵制”精神也就随之消失。
然而尽管如此，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反学校文化”和学生抵制行动，也不能只从学校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去说明。正如吉鲁克斯指出的：从表面上看，学生反对或抵制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但其根源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种族、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hege-mong）”上。因此，从实质上看，学生的抵制行动是对维护不平等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具有“解放”的积极因素。
从以上所述可见，“抵制”教育理论在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对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在学校的影响以及出身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在学校的行为表现的探讨，对学校中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下层阶级的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教育学意义的探讨，都具有重要启示。吉鲁克斯曾宣称：“‘抵制’理论在着重分析学校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的和思想的建造。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了解下层集团经受教育失败的复杂途径，为指出新的思维方式和再建批判教育学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38]此外，“抵制”教育理论还将学生抵制或对抗性行为的分析从教育心理学倾向转向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然而，也有些教育学者指出，“抵制”教育理论对学校里的意识形态如何深入学生的人格的问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学校文化”或学生的抵制行动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意义也未做出全面和深刻的论述，对如何促进抵制和引导抵制的问题更缺乏深入的研究。至于把校内学生的一般违纪或行为失检都同政治性的抵制行动混为一谈，显然更为不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