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西方有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认为，“再生产教育理论”为广泛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职能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他们又指出，这种教育理论仍未能全面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要向这种理论提出挑战，要超越这种理论。他们强调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时，应该把矛盾、冲突、抵制、斗争等概念作为重要的取向，应该揭示学校一方面再生产出符合社会统治利益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出与其相矛盾、冲突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从而提出一种所谓“抵制的（resistance）”教育理论。
“抵制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吉鲁克斯（HenryGiroux）。他的著作：《意识形态、文化和学校教育过程》《新教育社会学中的再生产和抵制理论：批判分析》等在教育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一、强调学校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
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学校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机构，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甚为复杂。
第一，学校既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机构而与经济结构发生密切关系，并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但它又是进行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控制之外，并不只是接受经济集团的直接控制。
第二，在学校教育中，无疑是以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影响为主导，但由于学校是由学生和教师以及各种课程知识、意识形态、课堂社会关系、组织风格等多种要素所构成，因此学校又可能对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有选择地支持或进行抵制。
第三，学校既是在社会所规定和允许的“界限”内从事活动，不管这些“界限”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但它又可能与这些“界限”存在矛盾，甚至部分地影响、突破或改变这些“界限”。
第四，学校不是单一性的机构，而是多元化的文化教育场所，各种文化教育思想会有意无意地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教育思想。
上述情况，在西方社会是相当普遍存在的。比如，有些学校强烈地主张实施“自由教育”“通才教育”，这就和统治社会或专业部门要求培养专业化的、更适合于劳动市场需要的专门人才或劳动者的教育思想和有关政策相矛盾。又如，尽管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已远远超出了可以雇佣他们的经济容量，出现毕业生“失业”或所谓“教育过剩”的现象，但为了满足人们的教育民主化要求，为不同阶级出身的人提供接受教育和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仍需发展和完善学校教育。这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是一种尖锐矛盾。
总之，在持“抵制”理论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看来，学校不只是统治文化或主流文化独占的场所，也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反主流文化，以及各种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进行较量、争斗的场所。而且学校还可能为产生各种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设置“机能障碍”的矛盾和冲突提供“震源”。因此，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学校内外关系的复杂性。
二、学校具有“抵制”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