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学在西方已是较为成熟的学科。尽管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早在17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中就已着手进行，以后也不断有零散的研究出现，但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集中而有力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它与西方社会战后发展特点紧密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纷纷改革战时体制，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使战后西方在经过短暂而艰难的一段恢复时期后，迅速走向经济高速增长，美国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美国学者发现，在国民收入长期增长过程中，存在着超越人力资本投入因子增长比例的“剩余因子”，经济学家舒尔茨（）以教育投资的增长因素予以解释，这实质上就是将教育投资视为生产效果的直接影响因素。他与其他学者一起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体系，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属于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而且为教育经济学的正式独立奠定了基础。此后该领域研究成果数量急剧上升。
英国经济学家维泽（）在1962年出版的《教育经济学》一书中正式使用“教育经济学”名称；1963年，国际经济学会在法国组织教育经济学专题讨论会，会议论文由维泽和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罗宾逊（）经过精选，于1966年出版，该论文集的出版，使教育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黄金时代。70年代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开始由纯经济学分析转向社会学的多元分析。同时，教育经济学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等新兴的分支学科。
随着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束及随后社会政治、文化危机的凸显，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的美国首先迎来了教育政治学的黄金时代。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民主化浪潮持续高涨，联邦及州政府对学校的政治影响不断加强，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随之走向深入。以艾利奥特（）的《公立学校政治学》（ThePoliticsofthePublicSchool，1959年）为代表，出现了一批教育政治学论著，初步形成了教育政治学学科体系。60年代中期后，教育政治学的研究人员大为增加，研究成果空前增长。其中，美国艾安纳克恩（）1967年出版的《教育政治学》是这一学科领域影响较大的著作。美国建立了教育政治学协会，并出版会刊，教育政治学被一些大学的政治系和教育系列为正式课程，对学科性质、范围的界定，方法论的探讨等学科建设工作已在一定程度上展开。
美国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以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形式表现出来的。尽管教育人类学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萌发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大发展和独立学科地位的获得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教育人类学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七八十年代已趋向成熟，至少“在科学殿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注册的资格”已经得到确认。[7]教育人类学含有两个不同的体系，一是美国教育文化人类学，一是德国的教育哲学人类学[8]，前者将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后者以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手段研究人与教育的关系。
文化教育人类学是在西方种族、民族和贫困阶层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得到发展的。1954年美国人类学会与斯坦福大学联合举办的教育与人类学会议及次年出版的第一本教育人类学教科书《教育与人类学》（EducationandAnthropology）标志着（文化）教育人类学的正式形成。1970年“美国人类学与教育学学会”成立及随后的《人类学与教育季刊》杂志的发行，使教育人类学研究及学科建设迈进了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