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雷还认为，教师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一个阶级的人，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必然要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赞成谁、反对谁，“正因为教师的工作总是在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所以他会产生另一个大问题：如何使我的教育实践与我的政治选择保持一致？”[25]教师的政治选择必然地赋予了教育和教学以一定的政治性。
教育的政治性还体现在课程、教学的方式方法当中。作为统治阶级向人民灌输主流文化的一种途径，课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上层阶级控制的。目前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传统课程，因此，不管选择课程的过程如何，课程的政治性不可避免。并且统治阶级大多主要是采用单方面的灌输式教学，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此外，在为低收入者开办的学校中削减各种艺术课程、降低硬件设施标准，学校由于学生的来源不同而获得的办学经费也极不均等，在标准化测试以及学校制度的设置等方面，也都显示着统治阶级兴办教育、兴办学校的政治性。
总之，弗莱雷认为，不管教师和学生本身以及其他人是否承认自己教学活动的政治性，教育的全部活动在本质上都是具有政治性的。
三、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弗莱雷揭示教育的政治性，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对当时巴西不平等教育的批判。弗莱雷认为，统治阶级强行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通过教学大纲、教科书及其他教育政策和制度强加给教育，也强加给了学生。他认为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必然是一种“驯化教育（domesticatingeducation）”——将民众“驯化”成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成员。
上述传统文化和驯化教育的基本特性，决定传统教育的第一个明显特征是教育和教学标准的自上而下的规定性。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科书和课程设置是受上层阶级控制、为社会上层服务的，未能接受社会下层广大民众的建议和要求。因此它是自上而下垂直强加的、官僚主义的、反民主的和专制的教育。
弗莱雷还指出了传统教育的贵族性质。这种贵族性质尤其表现在教育内容当中：课程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被局限在文学、绘画、音乐及其他艺术的著名作品方面，尤其注意文化精英们所熟悉并热衷的文化知识和上层社会的经验，要求民众和学生以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精英们的言行为榜样。因此，这种教育与大多数民众的实际生活是严重脱离的、贵族性的教育。
传统教育的驯化性质，还决定了其教育方式的单向性。弗莱雷指出，传统的教育将教师视为教育的主体，将学习者作为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客体，这是一种从学习者外部强加的、给予性的教育。他指出：“这种教育成了一种存款行为，在这种教育中，学生是账号，教师是存款者。师生之间没有相互交流，而是教师讲授知识，进行‘存款’，学生只有耐心地接收、记忆和重复……在教育上的这种‘银行存款’的概念中，知识是那些自诩为博学的人赐予被其认为无知的人的一种赠品。”[26]
弗莱雷深刻地批评了这种驯化式教育的极大危害性。他指出，驯化教育将统治阶级驯化民众的目的，强加给教育。它根据统治阶级的需求，要求学生学习远离生活现实的内容，学生们被迫面对生疏的贵族性（“学术性”）文化，致使学习者看不到他们自己创造文化的力量和自己的历史文化地位，使得他们感到自己缺乏文化，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教师和学校，甚至认为只有学校中所教导的东西才是唯一正确的。弗莱雷认为，这样使学生所内化的价值观和形成的习惯，禁锢了他们的思想，束缚了创造性，有损于学生民主精神、批判意识的发展。他们可能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新知识和改造旧社会，成了屈服于现实、为统治者们所欢迎的最容易控制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