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他又总结在智利参加农村教育实践后得到的新观点——教育与阶级、政治的关系理论，出版了著名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这也是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作。20世纪70年代，他又利用在美国的教学经历和感想，写作了《为了自由的文化行动》等。在这个阶段的国外教育活动中，弗莱雷看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现象，接受了世界思想潮流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教育思想。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巴西的政局也逐渐走向缓和，1980年弗莱雷终于回到了祖国巴西。
回到巴西后，弗莱雷将在非洲的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了关于扫盲教育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报告《发展中的教育学——几内亚信札》。但他首先是希望“重新认识巴西”，以便更好地继续从事巴西的民众教育事业。为此，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他还创立了“凡莱达（vereda）”教育中心，与民众代表和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教育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谈话记录；他除了在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和卡皮那斯大学任课外，还担任了圣保罗大学工党名誉主席，参与了巴西工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他经常出席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会议，从事著作，寻求各种机会传播自己的教育主张。
1989年至1991年，弗莱雷任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的教育局长，这使得弗莱雷有机会将他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推行了许多新的教育改革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3年出版的《城市教育学》就是弗莱雷任圣保罗市教育局长期间的经验和思想的总结。在该书中，弗莱雷强调了民众教育以及全体儿童的教育在重构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1997年5月，弗莱雷去世。
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理论具有极强的民主性和批判性。他以提高民众觉悟、解放民众思想为己任，积极开展扫盲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因而，他也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称为“解放教育（liberatingeducation）”理论。
二、论教育的政治性
教育的政治性问题，或者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弗莱雷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他曾经指出：“我以前曾将政治看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我曾天真地认为，作为教育者，完全与政治无关。”[23]然而经历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大量的教育实践，弗莱雷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这种认识。他说：“后来遇到军事政变，我遭到监禁和流放，这种经历使我将教育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在智利，当我着手写《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时，我就开始解释我所称作的教育的政治性。后来，我采取了更彻底的立场，并终于说出了至今一直说的：教育即政治，政治即教育。因此，我认为进步的教育者应承担起这种‘教育的政治性’的任务。”[24]这样，教育的政治性思想就成了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弗莱雷探讨教育的政治性问题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是对当时主流文化和学校制度的阶级分析。他指出，在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具有特权的统治阶级将其所需的文化和价值标准强加于社会。巴西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民众大半只能接受现存主流文化的规范，按这种文化规范行事，无法进行重大的自我选择。现行学校制度作为向新一代灌输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是由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因此，这种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承社会主流文化，再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这就充分体现出了教育的政治性。弗莱雷指出，教育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教育是塑造人和塑造社会的场所；由于社会是通过教育才朝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