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另一些经济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方法提出了另一种挑战。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基于统一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分析和考察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符合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其理论仅仅适用于劳动力的某些部分，而对其他部分，主要是少数民族和穷人，这个理论则不适用。他们详细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提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统一的竞争市场，而是被划分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市场。由于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也有不同的关系，所以，要了解教育的经济作用，必须研究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和实际运行与教育的关系。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倡导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划分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他们主要是试图从制度的角度去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结构，解释不同种类或不同阶级的劳工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同待遇的社会现象。
美国学者多林格（）和皮奥里（）于1971年出版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分析》一书，认为应将劳动力市场区别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在前一种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确定和分配是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管理程序控制的，并为内部劳动力提供某些特殊权利。例如，只有内部劳动力才有权填补内部职位；他们的继续受雇权，甚至就业权都得到保护。在后一种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确定、分配和培训方案是受经济变量直接控制的，无法享受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工所享有的那种特权。当然，这两种市场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彼此间存在着流动现象。该书还详细考察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认为技能专门化、在职培训和习惯是导致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主要因素。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就业的稳定性就成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
也是在1971年，皮奥里还明确提出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他说：
“双重劳动力市场能最好地解释就业和人力安置在贫困永久化中所起的作用。双重市场的一部分，即主要市场提供的工作具有如下若干特征：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权利平等、在工作制度的行政管理上具有适当的程序，并有晋升的机会；另一部分，即次要市场，其工作明显地不像主要市场那样吸引人，这一市场的工作往往是工资低、工作环境低劣、就业变化性大、要求苛刻、随意给予纪律处分，以及晋升机会很少等。穷人被囿于次要劳动力市场……”[29]
皮奥里认为，之所以形成双重劳动力市场，并将穷人囿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有着复杂的原因。例如，就业稳定性的要求和严厉的资格条件将次要市场的工人拒之于主要市场的大门之外；一些求职者由于受到歧视而被迫进入次要市场；与上述次要市场有关联的行为特征，通过使在这方面就业的人员的生活方式适应于次要市场的工作和生活而得到加强等，都使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区分开来。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倡导者虽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划分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则是大同小异。
总之，在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看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统一的竞争市场，它基本上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主要劳动力市场”（又译“头等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又译“次等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大公司、大企业及其机构的工作，是由那些能受雇于需要受过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有经济前途的职业，或具有流动性职业的人构成，其大部分工作的工资待遇较高，并有工作保险和明确的晋升制度。“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小企业的工作，是由无须受过良好训练的或通常是作为临时工被雇佣的人构成，工资报酬较低，也没有工作保险和明确的晋升制度。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通常假定工资与生产率相等，因而认为工人的教育和年龄等一类特征与收益的关系是代表劳工属性与劳工生产能力之间的一种关系，工资水平、追加教育的收益以及工作经验反映着工人的边际产品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及较长工龄的边际产品。其实，教育与收入之间的连接关系，和工人的生产能力本身并不相关，反而与区别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和囿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的某些基本特征相关。按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倡导者的说法，在美国，工人的工资主要并不是由他们的生产率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性别、种族、教育水平等决定的。因为一般是比例高的男性、白人和教育水平高的人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享受较好的工资待遇；而比例较高的女性、少数民族和教育水平低的人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受到较差的待遇。因此，只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水平才与工资成正比关系；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水平与工资没有显著的关系，一个人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并不必定具有经济作用。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还认为，教育对个人的经济收益，不在于它提高了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只在于它是决定一个人进入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观点与筛选理论近似，都把教育水平视为具有“筛选”功能，但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强调，教育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并不适用于那些仅仅被次要劳动力市场接纳的人。
按照有些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倡导者的观点，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划分，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种种限制，以及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基本不存在教育水平与工资的正比关系等状况，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所以，试图从改革劳动力市场入手来促进社会平等的改革需要，仅靠教育改革措施是不会起到显著作用的，如美国联邦训练计划、补偿教育计划等很少能缓解黑人和其他群体的不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