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关键概念作一番考察，那么黑格尔的思辨世界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根本差别就会变得非常明晰。在黑格尔那里，精神是走向自身的整个(理性)现实的主体，正是在精神中，自然中被异化的神圣实体达到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显现。黑格尔哲学就是这个体系的神化，它通过使个体获得与整体的自我意识(即精神)相等同的能力，从而“解放”了个体 “资本”这个核心范畴的意义则截然不同，它只对暂时的(甚至是将被明确扬弃的)体系起着可比较的作用。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结构性地、决定性地渗透在自己的所有部分中，但这个整体并不是“绝对者”,它的辩证重建的任务并不是把在自身中出现的个体仍然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中，而是恰恰相反：把个体(个人)从整体中解放出来。 “整体是虚妄者”——狄奥多·W.阿多诺在这句话中用简洁的概念表达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对立。
通过一些新近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和概念之形成的论文① “马克思第二次转向黑格尔”的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了。另外，《大纲》(1857—1858年)也清楚地表明了早年马克思与《资本论》作者之间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思想上的连续性。此外，我们知道 《资本论》三卷本仅仅是马克思打算写的那些内容的一小部分。在这几卷中，马克思为整体奠定了系统的基础。《资本论》在辩证的论述中阐明了“一般的资本概念的体系”,然而它却一再地把本来在这一系统化的层面中尚不允许出现的现实情况援引为例证。马克思本人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辩证的、系统的重建过程中插入历史是对读者理解力的妥协，也可能是部分地源于这样的**，即想直接证明现象性的经验。但是，马克思认为，一般的资本概念体系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包含了各个资本的种种具体表现方式、各个资本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世界贸易等等之间的关系)的决定性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曾偶然对库格曼说，别人也能够在他所奠定的基础上来探讨余下的内容。②
“精神”与“资本”在概念结构上的一致绝非偶然，它得益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再次深入的研究。①黑格尔的这笔“借款”对马克思具有哪些卓越的意义，只能在这一联系中简略提及。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堪比黑格尔与康德的关系。正如康德把范畴表现为现实，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也把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和范畴当做出发点。正如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辩证地进行了范畴的推演，马克思也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辩证的重建。康德和李嘉图所接受的毋庸置疑的前提，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则显得疑窦重重。那些仅仅为康德和李嘉图所“收集”的内容，黑格尔与马克思则试图将其“推演”出来。当然，这二人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推演活动包含了一切现象性的现实，而在马克思那里，它却仅仅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整体——人类只是暂时地包含于其中，他们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自己从这个整体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