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在他的创作成熟期看到了各个范畴的内在逻辑次序与历史次序(黑格尔会称之为现象的现实性)之间的差别。在1857—1858年手稿的同一篇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①马克思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中的系统的秩序，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各个范畴的历史次序并不一致，而黑格尔却始终(徒劳无功地)竭力去证明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次序。因此在某些时候，他就需要修正实际的情况。不过，尽管马克思区分了历史的联系与体系的联系，但他并不否认，只有关于发达的体系联系的认识才有助于恰当地把握历史的发展： “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②
据的某个计划的实现。现实(在马克思这里意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被理解为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发展也不必被看作绝对必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依赖于方方面面的全部情况，它们同时发生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这在马克思看来是偶然的。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无所有的大众的存在，仅仅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在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这是指，与17、18世纪英国的情形相类似。——作者注)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恰好在英国首先充分发展起来，这依赖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总和；不过，这种生产方式一旦确立以后便迅速战胜所有先前的(封建的、亚细亚的、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合乎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可比拟的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使它具有绝对的优势，并导致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蔓延。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而完全值得追求的)产物。与之类似，黑格尔也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欧洲文化和宪法秩序的世界性传播与推行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马克思的推断要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为周详，更为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