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黑格尔在原则上把现实看作历史发展的“终结”(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基督教启示在辩证哲学中的思辨扬弃),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言，当时所有的国家和个人在现实中都已达到了这一目的与终点。恰恰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现象还没有在他们的认识中得到恰当发展。例如，这一点就适用于美国的对外政治(和文化)史领域： “北美现在的政治情况是，普遍的目的尚未设定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对固定联系的要求尚不存在。因为，只有当各个阶层之间已然出现差异时，只有当富有与贫穷都极为突出并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的要求不再能够以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得到满足——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国家和真正的政府。但是美国还没有遭逢这种紧张关系；因为殖民的出路(这是指继西方国家之后的内部殖民——作者注)依然敞开着，大量的人在密西西比平原涌动。通过这种方式，不满的主要根源消失了，资本主义现状的继续维持得到了保证。”②因此，北美目前能够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 “市民社会”或者“需要和理智的国家”能够在没有真正的、“真实的”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存在，因为这里不存在固定的阶级对立，不满的人能使自己像诺伊齐德勒那样独立自主。黑格尔预言说，只要存在这样的通气孔，北美就不会形成欧洲意义上的国家。但是，尽管美国看起来如此酷似“未来的国度”,但是，它的未来早已在欧洲开启了。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日耳曼森林依然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也许就不会爆发”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