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马克思明白，他们的历史阐释只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才成为可能。他们绝不会把他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归结于自己的远见卓识，而是首先归因于自己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情境。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的独特优越性在于，从此时开始(继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有可能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启示概括综合到一种“绝对知识”之中，这种综合使理性与现实的调和成为可能。对马克思而言，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按照历史发展趋势生产出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统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学)和世界社会；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潜在地团结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了，这使得把迄今为止的历史解释成(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为世界革命创造先决条件成为可能。黑格尔与马克思明白，他们的思想不再可能是“在思维中得到理解的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批判地补充说，这种从刚刚形成的产业工人的阶级立场出发所做的思想概括，看起来必定不同于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所做的思想概括。
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黑格尔把立宪制自由与变为智慧的哲学这二者在历史上的完成过程追溯到以希腊为典范的欧洲历史之初。对黑格尔而言，(人、国家、宗教和哲学的 “概念”和它们各自的(与之不相适应的)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明确指出，他把当时欧洲现实的“发达状况”作为论述希腊城邦及其哲学的批判性基础。古代奴隶制与欧洲的自由观念是不相容的 “我们假定欧洲有一位君主，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恣意妄为。如果他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要使他的一半臣民成为奴隶，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尽管他可以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个人都知道，他决不能成为奴隶；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本质存在。虽然我们总是一成不变地睡觉、生活、做官；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这不是我们的本质存在，当然更不要说做奴隶了。”①稍后不久，黑格尔又写道： “但是顺便提一下，在希腊，现实的自由还受到一种局限性的制约，因为如我们所知，希腊还存在奴隶制；如果没有奴隶，自由的希腊各城邦的市民生活就不能存在。”②黑格尔通过把“精神概念”置于历史(至少是欧洲历史)发展的源头，使得作为精神向自然现实“渗入”的历史变得易于理解了。在历史的(本质上被实现的)终点，不仅在按照宪法治理的君主制国家中实现了公民的自由，而且也达到了哲学理性与天启上帝的调和 “当今的世界精神就是精神从自身中创造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维持并统治着世界，它是6000年奋斗的结果，是精神通过世界历史的劳作而带来的结果，是通过这种劳作而形成的结果。因此，我们要认识世界历史，看看哪些内容向我们描述了精神的劳作，精神是如何达到这些认识的，精神是什么,以及这是如何在具有不同条件的领域下实现的。”③在《哲学全书》的导言中，黑格尔再次以哲学史为例阐明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 “对已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哲学史有时仅仅指出一种哲学……有时则指出，那些可以为某一体系奠定基础的特殊原则，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分支罢了。最晚出现的哲学是前面所有哲学的产物，因此它必定包含所有哲学的原则；所以只要它是哲学，它就是最发达、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