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越来越广泛的分工和由之决定的交换，狭隘的地域联系，及其以小群体需要为导向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作为个人生产可能性日益发展并受到欢迎。 “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①这完全符合黑格尔早在《法哲学》的“需要的体系”一节中对“需要和理智的国家”所做的描述，这种国家未经个人的同意便通过亚当·斯密的“隐形的手”建立了起来。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以及他们在认识自己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无能为力，看作一种根本的缺陷。新的生产方式在生产技术方面优越于先前所有的生产方式，但与此同时，它也摧毁了社会联系，把生产者(和消费者)隔绝开来，从而使他们在面对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却越来越贫困。贫困化不仅有其字面意义，而且还有其引申意义，那就是，不断提高的专业化以及个人对这种专长的终身从属关系，妨碍了他们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潜在可能性。
每个个人必须把他的产品(他的活动或他的制品)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因为它仅仅在这种形式中才是“社会权力”,是统治他物的权力。人们可以由此认识到 “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 “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①的联合体的产物。换句话说，每个个体生产者必须“转让”他的产品，以便能够以货币的形式把它当做社会总生产的对象化(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的对象化)而占有它。在货币中，个人以异化的形态获得了一小部分生产力，一小部分联系，只是他对此毫不知情。当分工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从而出现了世界市场时，个人之间的联系也就变得普遍了。然而与此同时， “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②的情形激化了，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形已经是如此激化，以至于马克思坚信，这里“已经”能够看到通向新的经济形态的“超越它自身的条件”。
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分工、世界市场——尽管它既与个人之间的隔绝、又与物化整体的统治密切相关——的形成正是未来社会主义的世界社会的可能性条件。出于这一理由，马克思一再反对任何对先前的“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③的浪漫主义颂扬。在这些关系中，个人是狭隘的、有限的本质，它们依赖于不可洞察的自然力和人，早就不再强调自己的创造能力了。然而，对那些不能超越基于分工的资本主义社会视野的资产阶级理论家来说，现代世界对其必然的非人性的可笑的容忍与对以前的人性关系的孱弱无力、浪漫主义式渴望之间的对立是根本的，这种对立会“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