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这种异化所导致的后果是，产品把自身巩固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②。在这种现象描述的背后，恰恰存在着黑格尔的观点，即人通过在劳动中创造性地改造先在自然而实现人的人化。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先通过劳动才把自己塑造成他之所能是的。作为这样一种仅仅是潜在的本质，他也能够先通过这些可能性在产品中的对象化来使自己和他人获得关于人性的意识(且不谈他和他人也是首先借助于人化自然才能生存的)。人对(死的)自然的控制范围越广，对象化的程度就越高。但是，当个人所创造的对象遵从自身的规律性而冷眼漠视个人的愿望与希冀，并最终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
东西与个人对立时，对象化就变成了一种“异化”。
第二，从工人的劳动出发来看，工人与其产品相异化同时就表现为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这种活动不能被看作或者肯定为一种本质表现，而是被感受为“被外在的贫困所逼迫的强制劳动”。因此，劳动也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人类得到满足时所可能是的，所必然是的那个样子) “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①劳动绝不是什么令人愉悦的活动，而是表现为“自我牺牲”和“自我折磨”②。结果，人的行为方式变得反常了。在这里，马克思的论证显然变成了道德规范式的，但对他而言，他所使用的标准是从历史分析、从对人之实现的未来可能性的预期中获得的，而不是从恒久有效的道德规范的“本质考察”中得到的。“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③
如果生产活动是在经济强制之下所进行的、对工人来说完全“外在的”劳动，那么工人的生活兴趣就会彻底转移到马克思所列举的那些动物机能上，或者如我们当今所说的，转移到消费领域。劳动变得越空洞无物，消费也会变得越枯燥无味，劳动的目的也只能再次在扩大消费可能性这一方面来寻求。
第三，但是，随着生产活动的异化——这种活动只是在间接强制之下被异己力量所操控，而不是出于自身所设定的目的和责任得以完成——工人又在第三点上与人的类本质本身相异化。使动物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使之成为生活目标的那种反常，恰恰意味着人性的丧失 “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①“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生活本身(这里是指在异化劳动中表现为生活的手段——作者注)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②,只有人类才能错失他的各种可能性。他与动物相比所具有的优点——他能够使整个(外在于人的)自然成为他的“无机的身体”——由于异化而成为缺点，因此在这里，他的“无机的身体”被剥夺了。
第四，工人与其类生活(与人性)相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人相异化”③,我们能够再次在两性关系中最为印象深刻地看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