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的著作，把我们的当代以及当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与马克思分离开来的历史间隔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马克思的整个批判理论都能够进入我们的眼帘：这不是因为它变得陈旧或过时了，而是因为对这个批判理论各个单独部分的现实运用或者滥用的种种形式都已经破产，甚或说是必定破产，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这一批判理论的整体。因此，在我看来，哪里的个别批判思想家与政治运动没有组织联系，因而也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全身心致力于对马克思的研究，哪里就最有可能卓有成效地展开对马克思全部著作的评判活动，这也绝不是偶然的。此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复谈到了组织上的独立性是自由科学的必然前提这一认识，例如他在1891年4月1—2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 “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另外，人们在复杂的整体性中理解马克思的构想，主要被下面的做法所妨碍，即马克思的历史方法首先被肤浅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然后这种唯物主义又似乎被贬低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应用案例”。正是由于被包含在“科学的世界观”之中，卡尔·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复杂整体才不可能被恰当地认识。此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把马克思构想的单个要素整合到广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体系中，就是同时发生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整合到具有等级结构的、越来越巩固的政党机器中的表现。此后的革命改造时间越长，这个政党机器就越会转变成新的官僚主义统治体系的核心。当亚当·沙夫谈到“个人崇拜的时代”妨碍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应有重视时，他可能也认识到了此处所概略提及的这些联系。
与大多数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著作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核心认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以贯之，而所有认识上的努力与行动上的指导最终都是为之服务的。这个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达到它所宣布的理想目标，为什么在现代基于分工的、被市场机制所统治的社会中，个人尽管有法律上的自由，却仍然陷入对独立于他们、妨碍他们(每个个人)发展自己的人性的种种规律性的依赖之中。
马克思的核心认识在于，这种新的依赖性并不是个人或者个别社会群体的险恶用心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特定经济结构不可避免的后果。行动指导需要首先揭示这样一个社会阶级，它一定比其他所有阶级更关心这种经济结构的废除，因而更适宜成为革命号召的响应者；行动指导然后要证明，这种经济方式自发的、动态的发展使得那种革命改造越来越“容易”,即使关心这同一种经济方式之维持的少数派与此同时也在日益顽强地进行着抵抗。通过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而在事实上成为特权者的阶层范围越小，他们对这些关系加以掩饰的兴致就越浓，而曾经在其英雄的早期阶段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研究方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正是以此为依据的——就会日益失去价值。然而，这个说明只是暂时指出了完全阐释马克思著作的可能性，它还不能为这些著作事实上的统一性提供明证。我打算这样来进行这一证明：我要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和摘录笔记中所阐述的那些批判的范畴，仍然是《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它们决不会为“老年”马克思所否定。由此就可以证明，早期著作不仅使我们认识到，哪些动机促使马克思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而且使我们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而且也部分外在地包含着那种对异化和物化的批判，而这种批判正是早期著作的核心主题。
(1)1844年手稿中的异化和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