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和马克思并没有讲授精神与社会政治机构之间片面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明确写道： “人们不能说，政治史是哲学的原因，因为一根枝条不是整株大树的原因；而是说，它们(这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时代的精神，这是精神在某一时代的特定构成阶段，这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有它最为切近的、但完全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的原因(它的理由)。揭示这种统一性，叙述这整个成长过程，并把它看作是源自同一根源，这正
是哲学的世界历史的课题。”①于是，黑格尔把“一个民族的不同生活侧面”如宗教、哲学、政治、艺术等，都追溯到一个根源——“时代精神”(或者在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精神”)。但是，这种时代精神(以及民族精神)仅仅是一种辅助性构建，是为了阐明上述现象的统一性而创造的虚构物。马克思对艺术、科学、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所具有的统一特征和联系的洞见，由于黑格尔而得到强化。他提出了黑格尔其实并未予以回答的这种统一性的发生学根源问题。马克思试图把“时代精神”理解为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诸多现实因素的产物，借此来超越那种仅仅对现象换个称呼的解释。马克思也会赞同黑格尔的这句话： “在这里，人们必须坚持，只有一种精神、一个原则在政治状态中表现了出来，就像它在宗教、艺术、道德、社交、贸易和工业中所显现的那样。”②虽
然与第一段引文相反，黑格尔一再指明哲学是“城市的产物”,但如果我们更加切近地考察哲学如何看待各个时代的精神，就会清楚地看出，哲学在所有其他的具有同等权利的、并列的历史现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哲学最为直接地谈论时代精神，哲学甚至“与时代精神同一”。哲学“并不能站在它的时代之外，它只是对它所处时代的实质的意识，或者是对该时代进行思索所得出的知识”③。但是，当哲学意识到时代精神时，哲学也就超越了时代精神。哲学“按照其形式”同时超越了它的时代，因为它使无意识地表现在一切现象中的“时代的实质”本身成为客观的内容 “此外也是一种知识……”“精神”(在某一时代)的这种“自我认识以前并不存在，因此，最初表现为形式上的差别同时也是现实的、真正的差别”。“于是，这种知识就成为在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一种新形式的媒介。发展在这里仅仅是知识的形态……所以，哲学本身就是精神的进一步的确定性，它是此后在现实中出现的精神的内在诞生地。”①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下个时代的)更加高级的世界精神的未来“形态”,早已在哲学思索中表现了出来。但是，哲学并不能带来这个新的时代。除了这种“内在诞生地”以外，还需要“外在诞生地”,就像青年马克思说过的，光是思想本身力求趋向现实是不够的，现实同时也必须力求趋向思想。在西方文化的源头，黑格尔看到， “曾经存在于希腊哲学中的东西，实际上在基督教世界中”出现了。他把基督教视为“精神的外在诞生地”,精神的内在诞生地则是希腊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