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理论日益不再服务于集体革命行动的准备过程，而是越来越广泛地服务于无产者以及工人运动其他追随者的世界观的一体化进程。①共同的信念取代了共同的行动。行动在多大程度上丧失可靠性，信念便会在多大程度上扩张“范围”,从而延伸到远离政治的领域(“世界观”)。
第二，党的领导人认识到自己面临着“领导”无产阶级大众(在1917年10月之后还包括了其他人民)的实践任务。在这种认识的主导下，早在列宁那里就产生了一种关于党与无产阶级(理论领导者与实践追随者)关系的非辩证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切行动都片面地以党为出发点，并且通过特殊的“传送带”与“杠杆”传达给大众，而关于“群众首创精神”重要意义的那一著名表述，根本不允许对这个观点进行些许改动。——按照真正的辩证理论，党是阶级的“产物”,亦如阶级是党的产物一样。行动并不会片面地自“上”而下地进行，而是说，这二者是一个“统一体”,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将是阶级(与“唯物主义理论”相符),而不是政党(领袖)。所以，列宁在这里双重性地背离了马克思：一方面，他对党与阶级关系的认识是非辩证的( “机械的”图景使这一点一目了然——亦如罗莎·卢森堡早已看到的);另一方面，他唯心地解释了这种关系，并且把党(理论)提升为决定性的、全面的要素(就这一方面来说，1923年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完全坚定不移地追随着列宁)。
第三，对辩证唯物主义抽象的、一般的把握导致了一种非辩证的认识论(反映论)的创立，这种认识论必然会陷入到与发展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中达到的主客体同一学说的对立中。
第四，早在列宁那里，直接的反宗教斗争就导致了对“唯物主义”的片面强调，最终，17、18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受到更多的重视，虽然这既违背了马克思学说的字面表述，又违背了马克思学说的精神实质(试比较普列汉诺夫，他早已勾勒出了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一直到马克思的发展脉络)。马克思想通过消除那些所谓的导致宗教形成的社会动机来克服宗教，而列宁却以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认识的名义(至少是同时)要求一场直接的宗教批判。
第五，通过把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无所不包的大全体系——这个体系不再通过对立的职能、而是仅仅通过不同的称谓(“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大全体系区别开来——苏联在实践上接近于一种具有极端反动意味的黑格尔主义。但与此同时，苏维埃国家又如此绝对地确立了自身，就像黑格尔绝对地确立他所处时代的、尽管被设想为“理性的”现代资产阶级立宪制国家一样。正如在黑格尔右派的构建中一样，苏联公民的自由仅仅在于，他们有权利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来确信现存秩序的绝对合理性。在这种有意无意地趋向反动的黑格尔国家的歪曲模式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强烈的动机，即在理论中(马克思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具有纠正恶劣现实的使命)断绝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一切联系，把马克思主义受到的一切黑格尔化的影响统统作为背离而加以克服。①于是，唯物主义学说就会有一种“神奇的”功效：通过不断地重复辩证唯物主义的公式，它就可以避免人们意识到党的实际领导作用所依据的“行动的唯心主义”。物质性的“社会内脏”(劳动大众)一再得到他们领袖的许诺，不是党，而是他们；不是唯心主义理论本身，而是这种与劳动者的物质实践相统一的理论，规定了总的路线，由此，劳动大众的批评与叛乱就得以避免。
然而，列宁主义正统观念的真正对手并不是黑格尔，而是对黑格尔体系予以最彻底批判的青年马克思(同时还有祁克果，尽管他是以一种有所偏差的立场为出发点的)。不是变成保守派的理论家黑格尔，而是作为革命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成为这个本身已经完全“黑格尔化的”体系的威胁。马克思对黑格尔式国家中人必然还处于想象状态的解放所做的批判，能够以更大的合理性运用于今天的苏联。即使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苏联人民把自己提高“到他们的领袖的意识水平”并且与领袖的意志一致，他们也仅仅是“在精神中”自由的。①在苏联世界里，有着具体需要与愿望的具体的人，拥有的自由像反动国家里的人一样少(正如波兰学者在1956年的东柏林自由大会上合理地指出的， “阶级的解放”与阶级成员的具体解放毫不相干，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因此，诸如奥托·格罗提渥(OttoGrotewohl)在一次关于民主德国的自由的演讲中使用了一些奇怪的令人想起黑格尔表述的例子，也就绝非偶然了。②
于是，最终出现了这样悖谬的情形：恰恰在苏联以及苏联意识形态家的思想体系最接近黑格尔体系时，这些意识形态家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声却最为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