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家来说，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正如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的认识纷繁多变一样，这一学说与最为重要的哲学“先驱”的关系，也必定是由形形色色的见解所决定的，而这些见解也至少间接地具有政治意味。如果你告诉我，你是如何规定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的，那么我就会告诉你，你所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套用费希特的名言如是说。这不仅适用于斯大林主义和他那仇视黑格尔情绪，而
且也已然适用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及其最为激烈尖锐的批判者——列宁。从特殊的角度看，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认识的嬗變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史。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有纯粹的哲学史的一面。卡尔·马克思的大量早期著作都是在晚近时期才从他的文献遗产中发表出来的，正是在这些著作中，人们第一次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疑问以及问題的提法之间处于怎样紧密的联系中。①然而，对黑格尔早期著作的研究也为这种历史评价的改变做出了几乎可以等量齐观的贡献。这一研究肇始于诺尔(Nohl)整理的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1905年),一直延续到霍夫迈斯特(Hoffmeister)编辑的颇具启发性的耶拿时期论文集(1931年),它使得黑格尔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不为人知的方面展现了出来。由此，这位思想家对现实的极大贴近以及实践的意图才真正被人们所辨识。如果说，在早期神学著作中，黑格尔所关注的是基督教的“实证的形成”问题，以及基督教与希腊城邦所特有的、生动活泼的“人民宗教”之间的对立的话，那么耶拿时期的著作则清楚地表明了黑格尔对现代国民经济学(詹姆士·斯图亚特和亚当·斯密)以及对社会和法的问题的深入研究。基于对这些早期论文与手稿的认识，人们也就能够对较晚近的论著做出全然不同的、更为恰当的阐释。当然，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这种可能性几乎无人问津——如果撇开格奥尔格·卢卡奇不谈的话，但卢卡奇通常只是被极其有保留地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青年黑格尔被完整地“发现”时，斯大林主义亦渗透到了苏联哲学中。而且斯大林表述了他对黑格尔的“类別划分”。他宣称，黑格尔“表现了贵族反动势力对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对”。尽管在今天，斯大林的这一表述很难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觅得知音，但对黑格尔潜在的“不信任”却依然保留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对那些以黑格尔化的青年马克思为依据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在我看来，这种不信任也可以解释为：虽然真正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这种阐释正确地认识并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渊源(譬如1923年的格奥尔格·卢卡奇、卡尔·科尔施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等人的阐释)——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上来把握历史总体，并且能够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自我)意识以及源自这种意识(通过辩证的转变)的无产阶级革命，但这种阐释却不能为关于理论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工具性的、机械论的观点提供什么依据。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必然)转化为行动的、出于行动意志的历史理论(只有作为这样的理论才被视为“无所不包的”),而不是一把能够解决所有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科学的万能钥匙。这把钥匙将类似地为自然科学的确定无误、可靠稳妥的实践提供基础，并且成为少数权威“专家”手中的可靠“工具”。
背离了这种真正的辩证观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把它的特殊性质归结于它所处的时代(1880—1900年),而且还归结于一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后来被列宁所贬低的)第二国际以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