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路易·阿尔都塞在一系列论文中对“人道主义的” “历史主义的”马克思阐释进行了正面抨击。他认为，这些阐释本身以灾难性的方式侵入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这些论述中， “科学的马克思”的形成及其与早期哲学著作的分离具有决定性作用。与此紧密联系的是，煞费苦心地构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彻底的不相容性，阐明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与他本人的(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建立在自我误解基础之上的)说法相反——似乎“与黑格尔毫不相干”。在那里，阿尔都塞一再被迫把促使“成熟的”马克思与“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割裂开来的“认识论断裂”向后推延，最终只有《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和关于瓦格纳的批判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科学的贴切表述。连《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中明显的黑格尔主义痕迹也令阿尔都塞苦恼不已。
阿尔都塞极其粗暴地割裂“成熟”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与科学的马克思，是有其科学之外的动机的。在战后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早期著作的阐释一度成为学者(特别是未加入共产主义政党的那些学者)的领地，与后来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这些学者一再发挥早年马克思的批判人道主义来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人道现实。另一方面，恰恰还是这些作家，事实上很少理睬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核心——“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通过这种方式把马克思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道德说教者。与此同时， “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时也没有为急需思想食粮的读者提供什么有益之物。因此，当一些共产主义者(不仅在西方)也开始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便——与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反对派”思想家相反——强调马克思的批判思想运动的统一性时，路易·阿尔都塞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征”可能会沦入这一危险之中。因此，他的目的是，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化为道德的社会批判和人道主义人类学的做法，强调马克思的代表作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科学的特征。
阿尔都塞为实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概念工具，出自加斯东·巴什拉(GastonBachelard)的认识论和结构主义(然而，他显然对结构主义不甚了了)。另外，阿尔都塞借助于他的那些论点，只不过延续了在他之前就已然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初步存在的一个传统。在《思想》杂志中主要是自然科学家要求发言，他们或者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或者对之抱以同情态度，他们很难(像《思想》杂志最有可能恰当地理解马克思理论的独特性那样)获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对批判的理论与解放的实践相结合的认识。尽管这样的断言，即对阿尔都塞而言，在本质上只涉及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声誉”,可能有点夸张，但它至少可以正确描述阿尔都塞的动机的一个方面。①
为了把成熟马克思与早期马克思分离开来，阿尔都塞的做法是，首先证明，早年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与费尔巴哈的问题一般无二，即使他还借助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工具论述了与此不同的其他主题。这一问题是人类学性质的，而意识形态的氛围(该问题正是在这一氛围中得出的)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氛围，也就是黑格尔左派的氛围。由于马克思是在黑格尔左派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