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 “自在的”无产阶级早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 “对他”、对卡尔·马克思的意识来说,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统一体。对它自身(自为)来说,它还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分裂为众多的群体和孤立的个人。在卢卡奇看来,阶级的“自为的形成”,它的有意识的自我构造,同样会开创现实的变革。这是因为,如果不运用并通过这种意识来扬弃、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基础,无产阶级就不能意识到它自身。
恩格斯最深刻的误解(因而)在于……他在辩证的、哲学的意义上把工业和实验活动(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自为形成”的统一革命行动——作者注)当做实践。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静观的行为方式。实验者创造出一种人工的、抽象的环境,以便能够不受干扰地……观察那些有待观察的种种规律的未受影响的作用。他力求把观察的物质基础还原到……纯粹的合乎理性的“造物”,还原到数学的“可以理解的物质”。当恩格斯在工业那里谈到,这些“造物”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时,他似乎……一时忘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它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①。工业(就它所设定的“目标”而言)在决定性的、辩证—历史的意义上只是客体,而不是社会自然规律的主体……因此工业……不是处理什么事,而是被处理。②
但是,卢卡奇也试图进一步历史地、唯物地理解非辩证的反映论。
“思想是大脑的产物,因而,思想是与经验对象相符合的,这个观点与关于回忆说和理念世界的神话如出一辙。”③
思维和存在同样具有一种直接的、但仅仅是直接的现实的僵化结构,这二者的同一在此向(马克思和卢卡奇的——作者注)历史思想揭开了自身。正是这一观点强加给非辩证的思想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课题(意识如何能够与意识之外的现实一致?——作者注)。思想和(经验的)存在的僵硬对峙,一方面导致了它们不可能处于反映的关系中,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判断正确思想的标准只能够以反映的方式来寻找。只要人以直观的沉思来活动,那么不仅他与他自身的思想之间,而且他与自身周围的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都只是一种直接的关系。他把这二者引入到它们的由历史现实(对卢卡奇而言,这个现实是真正的、无所不包的全部现实——作者注)所创造的知识中……它的那些神话学(!)问题并不在于,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僵化性是从哪些具体基础产生的,其中有哪些因素……有助于克服这种僵化性,而是仅仅在于,这些事实的不变本质是如何被拼凑成一种不变性,并被阐述为这样一种不变性的。①
里克特(Rickert)指出,每一种非辩证的唯物主义——以反映论立场为基础的每一种唯物主义都是非辩证的——都是“带有相反征兆的柏拉图主义”②。卢卡奇认为,现实的进步仅仅在于这样一种现实观,它把握了由一切要素所构成的整体。
只有当思想表现为现实形式、表现为总过程的要素时,它才能辩证地克服自身的僵化性(这种僵化性使思想与外在于意识的存在相对抗——作者注),才能具有形成的特征。
存在与意识的同一、客观过程与关于这个过程的主观意识的同一在无产阶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行动中得以实现。无产阶级把现实的种种矛盾看作自由地塑造其未来的可能条件:在此,对马克思现实的历史辩证法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范例并不在于恩格斯的那些被驳斥为不够充分的自然科学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