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正统思想家相比，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一翼对黑格尔和辩证法更是唯恐避之不及。爱德华·伯恩施坦③从作为经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所有其他的科学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地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于是，对马克思提出的那些预言的检验，就导致了对几条迄今为止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坚持的信条的“修正”。
早在19世纪90年代，伯恩施坦就已然指出，不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两极分化，还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都不会以马克思所预想的规模出现。在那里，他把党的正统思想对马克思所阐述的经验事实的教条化否定(至少是部分地)归因于黑格尔的灾难性遗产，即辩证法。①
伯恩施坦与他的正统的同时代人一样，对辩证法的本质知之甚少。对他来说，辩证法完全是个“圈套”,它妨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与经济的必然的、纯粹科学的认识。他在对个别辩证法范畴和命题进行批判时所偶然得出的一些表述，多年之后在另一个与他立场完全相反的人——斯大林——那里再次被发现。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并不是辩证地发展的 “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力量的共同作用也是发展的巨大动力。”②
斯大林的观点也极为相似 “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苏联的爱国主义、各民族的友好、紧密的工农联盟，等等。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批评伯恩施坦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对立。人们至少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也对斯大林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他否定了在苏联存在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新的社会上层与“素朴的劳动者”之间的强烈对立。当然，斯大林与伯恩施坦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斯大林用辩证法(它也可能是一种神秘方法)来为苏联社会进行辩护，而伯恩施坦却没有这样做。当伯恩施坦声称，辩证思维与科学根本不能相容时②,就按照自然科学模式所构想的社会进化学说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一个辩证构想，只有当它以理解(总是与价值相关的)意义和富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历史实践)为目的时，它才是有意义的。理论在丧失了意义和价值观之后，辩证法也就不再与之有任何瓜葛，它完全处于这个体系之外，并且只能作为它的华美装饰，而不能构成整体的一个本质要素。
当马克思的正统观念基于感情与利益考虑而囿于马克思学说的字句时，伯恩施坦则以科学的名义、在实证主义意义上从中解放了出来。他对马克思的背离可能比考茨基还远，但是他却因此更加接近经验的论断。
在第二国际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历史整体的辩证阐释的那种认识消失了。为了使理论达到实证主义的事实科学的水平，一切价值观都从理论中消除了(或者忽略了)。但是，当正统思想家们毫不动摇地、不顾矛盾地执著于马克思学说的字句时，爱德华·伯恩施坦却根据经验事实对之进行了修正。随着存在所固有的规范的消除，实践也与理论割裂了开来。这二者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早已被恩格斯)在自然规律和技术应用之间关系的意义上得到了认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的变种，而恩格斯和考茨基则同时把它发展成为进化论的世界观学说(达尔文和马克思)。因此，整个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不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黑格尔都被抛弃了。这个在实证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所理解的理论，失去了为马克思和黑格尔所阐发的与社会历史整体的统一，变成了纯粹的认识工具或者说阶级斗争的武器。曾经在黑格尔意义上、之后又在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被使用的科学概念，其歧义性使得恩格斯能够进行悄悄地过渡，从而与当时所充斥的思想观点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