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那些适用于现代技术的东西完全一致。与此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关于无产阶级生存痛苦的理论仍然应当补充关于大规模的贫困与异化的意识，以便通过这种意识来推动社会的变革过程。理论在这里必然转化为实践(集体行动),而希法亭则把关于进化规律的分析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完全割裂了开来。所以他认为，为了能够使仇视工人的政策更加卓有成效地实施，一个特别“狡 ”的资本家完全有可能利用马克思所做的分析!
人们可以把这种改变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其中所表达的对辩证的历史整体观——其中包含着行动以及导向行动的认识——的抛弃，与力量日益增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在非革命时期向追随他们的群众所施加的社会作用结合起来。只要这些领袖把自己看作未来政治行动的主体，那么对他们而言，作为科学准则的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就显得最令人神往了。
尽管有些人(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相信，进化是按照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然必然性”而得以实现的②,然而其他人(尤其是列宁)却认为，他们的任务还是在于通过政治行动来推进方向已然确定的发展进程。然而，对理论的科学特征的援引又使这些领袖同时成为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不能科学地”进行思考的党员的无可辩驳的权威。最终，被确定下来的正统学说使领导的更迭显得多余无益。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政策都依赖于科学的(因而是明确的)分析的话，那么把这一理论的卓越专家以及追随者同党的高层分开，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当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所展开的斗争已然是关于权力的斗争了。
但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思想家忠实于马克思的每一句话，拒绝对理论进行任何道德的、伦理的“补充”,并且只通过纯粹在实用意义上所理解的政策来完善这一理论的时候，首先在社会民主党之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变种。经济学家中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就属于这一流派，但主要还是卡尔·福兰德(KarlVorl?nder)、纳托普(Natorp)、科亨(Cohen)、康拉德·施密特(ConradSchmidt)等哲学家。福兰德所作的题为《康德与马克思》(1904年)的演讲引起了异常的轰动。在他所叙述的情境中，马克思主义与康德的联系似乎也是完全前后一贯的。康德也把(关于现象的)纯粹因果决定论的科学认识与运用这种知识的(伦理)实践结合了起来。因此，在人们把价值观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体中祛除以后，人们现在只有也去孤立地对待这个伦理因素才会符合逻辑。因此，虽然人们与马克思(反对空想主义、反对道德主义的)学说的字面表述相矛盾，但却至少能够拯救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方面的内容。这个立场本身甚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是因为，如果实证主义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Poincaré)的那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名言是，从直陈式的前提中不能推断出命令式的结论，那么正统学者就很难证明，人们必须欢迎那些借助于科学客观性而被认识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为它们的加速实现而贡献力量。
民主党的必要性①,就不太令人吃惊了。只有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进行彻底的分析，人们才能指出，他们对马克思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辩证的、黑格尔式的阐释。虽然考茨基更坚决地遵循源自达尔文和海克尔的生物学主义，但是在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尤其可以发现斯宾诺莎的特征。毋宁说，这构成了通向黑格尔的桥梁。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