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格奥尔格·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同一年 《格律恩贝尔格文库》发表了卡尔·科尔施的一篇长文，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不久以后，这篇文章也以书的形式出版了(我援引的是1930年第2版)。就基本观点而言，科尔施与卢卡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科尔施的出发点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即在19世纪50年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黑格尔几乎还没有追随者(如果我们撇开诸如罗森克朗兹和米歇莱特等几位依然健在的黑格尔信徒不谈)。然而，与著名的哲学史家宇博威格一样，科尔施并没有在“普遍的疲倦”和“被唯心主义所强化的人们已然厌倦不堪而要求实在的精神养料”这一事实中来寻找规避黑格尔的原因，而是在革命运动已经从资产阶级过渡到无产阶级这一点中来探究其因。事实上在40年代，革命运动非但没有逐渐减弱，反倒有了更加深刻的变化，从而在辩证思维(肇始于黑格尔)上随之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对科尔施而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恰如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科尔施解释说 “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体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理论表达必定在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上)与德国理想哲学(原文如此),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理论表达处于完全相同的关系中，其中在社会政治实践领域，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互对应。正是在同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从第三等级的革命运动中产生了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另一方面，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独立地与资产阶级的理想哲学相对峙……依照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仅仅是现实的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形成的另一方面；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才构成了历史进程的具体的整体。”所以，科尔施决不会断言马克思主义的“不独立性”,但他认识到，理论的独立过程同无产阶级运动独立于它最初只是其扈从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这一过程直接相关。无产阶级革命超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实现的这种成长当然也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譬如他谈到，在政治上抽象的人(公民)的(资产阶级)解放应当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被具体的人的解放所超越。如同在理论中一样，马克思在政治实践中也关心，如何把资产阶级所制定的那些目标(正如它们在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中所表现的那样)具体化、现实化，从而与这些目标在资产阶级自由国家中(所谓的)必然抽象的、形式上保留的虚假实现相对立。然而，与青年马克思本人一样，科尔施也认为，这种相似关系并不是社会存在在意识中纯粹“反映”的结果；毋宁说，现实的社会进程与理论的发展构成了整体、全部联系的两个方面。因此，所谓社会(作为“主体”)甚或“物质”作为原因而决定意识，而意识仅仅是物质存在的“反映”,这是无从谈起的。毋宁说 “总进程”是这样实现自身的“变革”的：一方面，社会矛盾发展到出现了关于这些矛盾的意识的程度；于是另一方面，关于这种社会存在(正如它在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中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胚细胞——货币的存在)的自我意识又推动了社会存在。在那里， “存在”与“意识”这两个术语本身就很尴尬。从称谓上看，它们似乎是固定的实体，然而在实际中，它们却与过程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