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其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已然借助于这种行为改变了他的存在，从而改变了他所承载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人们不能这样来理解卢卡奇，就好像他想把无产阶级的活动限定在这种意识形成的行为上，或者说，他似乎认为，一切本质的东西都随着这种意识的形成而实现了。对卢卡奇而言，重要的是仅仅指出，整体的主体—客体在这里历史地、具体地发展了自身，它能够在这一过程中消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僵化的、物化的(变成拜物的)物，并且把它们归结于人(或者阶级)的关系。当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因而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的自我意识)意识到作为社会存在之真正现实的发展趋势，并且促使这些趋势变为现实时，它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了“拜物的” “物化的”、僵化的物。因此，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对现实实施了黑格尔归结于精神的同一个过程：它解放了现实并使其恢复自身，促使现实成功地实现了自由。但是，虽然黑格尔的思辨思想通过精神而把自然理解为精神“向自身的回归”,虽然他误以为通过把物消解到意识之中而使这些物处于其恰当存在的阶段，但通过具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而实现的对物化的物的扬弃，意味着对几乎凝固的、冰冷的现实过程的解放。因此，在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出现了一场真正的运动过程；而在黑格尔那里，在精神中有意识地扬弃客观现实恰恰会使精神中的每一种现实运动过程停滞不前。
但是对卢卡奇来说，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其重要性同时也在于对现实中的那些对抗的解决，而在黑格尔那里，这些对抗仅仅是被思辨地、虚幻地扬弃了。因此，在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盲目进程(借助于那种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总是催促着这些对抗的再生产，尽管这些对抗喜欢改变其形态，但是在原则上却是保持不变的。于是，腓力斯人那句肤浅的谚语对它们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变得越多，不变的越多。如果“开罗”被错过，而无产阶级又没有及时地把自己构建成一个阶级的话，那么它必须再次作为客体而亲身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人们可以把没能抓住意识形成的“客观机会”这一失败尝试，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对东方社会所采取的失败尝试(直至它在希腊的民族精神中初次找到了有能力实现其目标的“领导者”)进行比较。
在早已被本文多次引用的那一评论中，约·雷文热烈欢迎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这种黑格尔主义阐释。然而，有一处阐释在雷文看来仍然不够黑格尔化。那就是，如果无产阶级在当代表现为具体的历史主体，那么它就不能是整个历史的统一主体。
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现代无产阶级并不是古典时代的主体、封建社会的主体。它把这些时代视为它自己的过去… 但是，它不是这些时代的主体。
但是，为了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全部历史的统一主体(这个主体最终在自身中与其客体同一),无产阶级必须从其立场出发而投射回过去。
所以，至少就过去的历史来说，无产阶级处于与黑格尔相同的境地。为了使世界精神成为主体，黑格尔必须把它(它在自身的意识中才成为“现实”)重新回溯到历史肇始之时。
“通过自己的非人性而认识到人在一切阶级社会的非存在的无产阶级，却是以某种‘存在’的人为前提的，他的‘本质’不会受到社会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的控制，历史进程的目标正是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他。所以，他必须作为超验地存在于历史进程中的、纯粹主体的补充而被归入历史进程。‘人’……同样是概念的神话，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神话。”①恩斯特·布洛赫早在当时就已采取了一种近似的立场。
